社会养老保险与反贫困：基于研究进展的框架探索

孙晋然

作者简介：孙晋然（1990—），男，山东人，汉族，硕士研究生，西南交通大学希望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社会保障

【摘要】本文以既有研究为线索，探索了养老保障与反贫困问题研究的基本框架，并总结为两种视阈下的两个层面。框架起点即首要层面，是代内视阈下检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机制与效果，包括制度参与者、构建者与性别三个具体视角。框架收束于代际间视阈的层面，并关注赡养的代际正义与经济效率、贫困代际传递及制度溢出效应等领域。
【关键词】养老保险；反贫困；研究框架

    一、代内视阈：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机制与效果
    1.基于制度参与者的视角
    （1）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减贫效果
    相关研究关注三个主要方向：一方面，检验制度抑制不同维度贫困的效果，是常见的研究方向。有研究表明，在绝对贫困指标下，养老金的给付能够低水平地抑制贫困发生，但在相对贫困指标下，制度的减贫效果并不显著（边恕，2020）。另一方面，制度发挥减贫作用过程中的中介与调节机制，也得到大量关注。有研究发现，社会养老保险强化了教育人力资本与金融资产的减贫作用，但通过减轻医疗支出负担与家庭生产性资产减贫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王修华，2021）。再一方面，制度减贫效果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异质性，其中城乡差异是研究的重点（童天天，2021）。社会养老保险对城镇参保者的减贫效果较农村参保者更为显著，在制度并轨后，城镇职工养老金的给付较城镇居民养老金的给付更显著地减缓了参保者的多维贫困（杨燕，2022）。目前多数实证均以 2010年至 2018年间数据为研究样本，考虑到社保支出减贫效应的时间滞后性与受疫情影响的调查追踪，进一步扩充研究视角利用近期数据展开分析，将是研究的可期方向。
    （2）制度的返贫阻断效果
    随着扶贫政策转变方向，返贫研究的数量在 2015后爆发式增长，虽然滞后扶贫研究 2～ 3年时间，但在 2017—2018年间超越了后者（李晓园等，2019）。研究趋势的时间差既源于返贫现象通常在脱贫之后发生的现实，而也说明了学界对返贫问题的隐忧。老龄人口的收入水平普遍下滑，但医疗支出的负担却显著提高，两者之间的张力导致了“因老返贫”（郑瑞强，2016）。政府是阻断“因老返贫”的责任主体，必须为已脱贫老龄人口持续提供兜底性的制度保障（李晓园，2019）。老年群体尤其农村老龄人口依靠个人能力摆脱贫困的机会，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渺茫，对政策的依赖越深重，这是我国人口“未富先老”特征的结果。虽然贫困者过度依赖扶贫政策可能导致政策失灵，但因为我国老龄化进程的特征，缓解老年贫困的政策本质上是社会救济政策而非福利政策，保证政策不“断血”是探索制度长效机制的前提。
    （3）制度的致贫风险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设计初衷是平滑参保者的收入水平，防止老龄贫困。但是，获得制度保障的前提是在工作期间履行缴费义务，这将产生经济排斥效应。在这一作用下，低收入群体可能因缴费负担陷入支出型贫困，而低参保率或缴费率又使其暴露在退休后的收入型贫困风险中（陈洋，2020）。这是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致贫的基本机制，也是在多数社保制度“反贫困”研究中存在的可贵角度。一方面，在参保导致的经济排斥效应下，低收入家庭在参保期间的消费受到明显的借贷约束的限制（康书隆，2017）。另一方面，现行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养老金给付水平，仅能实现对老龄化的低位保障，应对多维度贫困的能力不足。甚至对城市参保者而言，制度的转移支付可能加剧其精神贫困（刘一伟，2017）。
    2.基于性别视角 ——老年贫困“女性化”
    社会保障天然地关注弱者，向弱者倾斜，这是制度公平与运行效率的基本保证。性别困境使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处于弱势即所谓“第二性”的处境中。同时，老年人口中女性的比例从 1953年至今均高于男性，且随年龄增加即贫困风险增加而边际递增。“老龄人口女性化”与“贫困人口女性化”日趋严重。因此，社会保障反贫困的讨论必须关注女性视角，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应向老年女性倾斜。虽然女性困境与多维贫困叠加的讨论在相关研究中逐渐增多，但性别公平仍非主流视角。已有研究尚处在梳理现状与检视不公的初步阶段，主要围绕两个命题展开：贫困的性别特征与制度设计的性别差异。
    目前，对多维贫困的识别与传统的养老方式均以家庭为单位，这忽视了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在个人层面上，女性的贫困更深重（李聪等，2022），老年女性的贫困发生率高于男性。即使女性成为家庭户主，医疗卫生服务的资源剥夺仍呈现明显的女性化趋势（孙晶晶，2022）。在导致老年女性贫困的原因的复杂且深远，社保制度设计中的性别不公是其中必须被纠正的一项。现行制度对退休年龄的规定与缴费设计存在“性别盲视”：一方面，养老金给付水平与缴费年限挂钩，因此较男性更低的退休年龄影响了女性的养老金收入，但统一男女退休年龄又忽视了女性实现的家庭劳动与情感劳动的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养老金给付水平与缴费水平挂钩，城乡就业女性年均收入仅分别为男性的 67.3%和 56%，更直接地导致女性的养老金给付水平低于男性参保者（王健，2022）。更重要的是，这只是性别不公在女性整个生命周期中“劣势累积”的结果，很可惜大量研究并未跳出“男性养家模式”的分析范式。
    3.基于制度构建者的视角——政策工具的减贫效果比较
    在精准扶贫的目标下，单一的反贫困手段成效不彰，制度构建者希望通过运用各类财政工具实现减贫。因此，回答不同财政工具的减贫效果究竟如何，再分配的结果是“济贫”还是“劫贫”，是政府主导反贫困进程的关键。已有研究分别或综合测算了各类财政工具的综合减贫效果与再分配能力，分析对象主要包括：税收、转移支付、公共服务与基本社会保险四类。其中，卢洪友（2019）的研究发现：社会基本保险、公共服务、转移支付与直接税对全国基尼系数下降存在边际贡献，间接税的调节作用则是负向的，具有“劫贫”性，财政再分配体系整体的累进性较弱。农村是我国反贫困实践的主要场域，因此分析财政工具在农村的减贫机制与效果是相关研究的重点。为回答财政工具形成的公共转移支付在异质群体的分配情况与实质减贫效果，已有研究关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低保制度、“新农合”与农业补贴制度的运行状况，并指出各类社会保障政策工具具有减贫作用，但实现收入再分配的能力不足：政策工具在城镇实现的减贫效果明显强于农村（王晶，2021）；多数公共转移收入具有普惠性，减贫效果明显弱于具有倾斜性的低保制度，但后者在识别贫困群体时存在一定误差（李实，2016）。同时，随时间变迁农村低保制度的减贫效果正在减弱，甚至可能加剧农村老年人的健康贫困与心理贫困，但通过新农保与低保的协同效应，将有效改善这一情况，显著降低贫困率（宋扬，2023）。制度的受众异质性与时空变迁，削弱了单一财政工具缓解多 维贫困的能力，为解决该问题，需要建立制度互补。

    二、代际间的视阈：赡养的代际正义与经济效率、贫困代际传递与制度溢出效应
    当代中国的养老模式仍以家庭为主，因此向上的代际支持是难以替代的养老资源。即使家庭架构变迁，核心家庭缓慢取代传统大家族，代际契约、群体认同与经济利益仍然维系着代际关系以提供养老资源（陈皆明，2010）。广泛的代际支持改变了老年人的贫困形成机制，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经济与制度负担。若负担难以消弭，子代支持所减缓的亲代贫困最终将发生代际传递，零和结果使家庭养老模式难以为继。在资源配置的角度，家庭养老的本质仍是代际资源流动，而非创造，因此家庭养老难以实现帕累托最优。若以卡尔多 -希克斯效率为目标，则需要关注外生变量—社会养老保险给付的外溢效应—所实现的调节作用。在代际间的视阈下，已有研究循此线索展开。
    1.赡养的代际正义与经济效率
    在代际正义的理论框架下，代际赡养的讨论有三条路径：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个代自养”、基于等价互惠原则的“取其应得”与基于平等主义的“世代补偿”， 通过结合马克思主义，已有研究指出，在中国现实下，结合“需要”与“应得”能够满足代际正义的要求（邱玉慧，2013）。在代际支持减贫效果的研究中，常见的观点是代际支持对缓解老年贫困有积极影响，但老年多维贫困的复杂性与群体异质性削弱了这一作用（宋佳豪等，2019）。在提供养老资源的同时，代际支持也形成了巨大的负担。
    代际支持下的家庭养老缺乏经济效率（王永华，2016）。在家庭养老模式下，赡养负担主要表现为个体层面的经济负担；在现收现付制下，则表现为群体层面的制度负担。在个体层面，经济支出是代际支持的显性负担，其挤出效应则是隐性负担，两者共同构成赡养负担。大范围地直接统计赡养的经济支出存在一定现实困难，将养老成本指数化或通过人均消费支出估定是应用广泛的计量手段（郭甲蕾，2011），也有研究利用问卷透过典型样本确定养老成本并指出：家庭养老是成本最低的养老，并且得到绝大多数受访老人的选择（贾娟，2020）。利用近期陕西农村的调查结果（贾娟，2020），考虑通胀因素，以当前我国人均寿命为限，我国中部农村家庭养老成本超过 18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仅可支付不足 4万元，其余将由家庭内的代际支持承担。家庭养老是农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慈勤英，2016）。另外，关于代际支持的隐性负担，已有研究指出：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与消费有挤出效应（景瑞祥，2023），甚至对生育率下降提供了解释（周立群，2016）。在群体层面，现收现付制对个体的赡养负担存在一定乘数效应，理论上将所有参保者置于风险与成本共担的网络中。体量巨大的养老金潜在缺口与个人账户亏空，量化了代际支持在群体层面的制度负担。相关研究文脉绵长、汗牛充栋，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2.贫困代际传递
    参考经济学界认可度较高的观点，贫困的代际传递是指贫困现象与致因的代际继承，其主要研究方向是：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测度与阻断机制（刘新波，2019）。同时，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过程，是社会转型的缩影之一，社会学研究将其界定为弱势阶层的再生产，且国家主导的改良与制度性政策无法对阶层关系的模式实现根本性重组（李路路，2002）。
    结合前述文献梳理，在学科交叉的视角下，老年贫困也存在代际传递的通道，其基本机制是：贫困源自老年人所在社会赡养关系的弱势阶层，通过代际支持，子代共担或继承亲代的贫困与弱势阶层身份，老年贫困经由赡养负担逆迁移至子代；同时，赡养所致的贫困代际传递难以得到政策（包括社会保障的公共转移支付）的根本性重组，因为通过代际传递的被赡养的关系模式只是发生迁移但并未重组：从消耗家庭资源的代际间的被赡养关系——表现为亲代接受子代接济，迁移到依赖公共资源的社会间的被赡养关系——表现为子代获得社会救济。刘新波（2019）梳理了相关文献并将贫困代际传统的影响因素总结为：家庭结构与内部环境、营养与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本女性贫困与就业、社会资本、自然条件与宗教、文化及心理因素。聚焦贫困老人的赡养负担这 一致因的研究较为罕见。
    3.社保养老金给付的溢出效应
    社会养老保险是直接应对老年贫困的政策工具，制度形成的低水平养老金给付试图通过降低养老负担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却难以重组被赡养的关系模式。制度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效果不彰也得到部分研究的实证支持。但是，养老金给付在直接减少赡养负担的同时，也对赡养关系外的变量产生影响，这部分作用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供了可能性，被本文视为社保养老金给付的溢出效应。
    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溢出效应，包括但不限于政策对人力资本投入、家庭消费、就业、主观福利、购买养老服务意向的影响等。已有实证研究形成如下观点：新农保对隔代抚养有挤入效应（焦娜，2016），产生了双向代际支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对消费水平存在较大乘数效应（杨河清，2010），在剔除参保者本人后，养老金收入仍能促进家庭消费（邹海峰，2018）；参与新农保有助于提升农村家庭的创业概率（周广肃，2016），创造就业机会；养老金收入提高了养老家庭成员的主观福利（张川川，2014），利于降低心理贫困水平；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支出有效提升居民对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需求（荆涛，2011），有助于释放劳动时间。相关研究形成了大量实证成果，但主要以家庭作为制度溢出效应的作用单元，家庭成员 ——养老保险参保者、实际缴费者、养老金给付的实际获益者被“匿名”不作区分，因此难以识别真实的制度受益者与受损者。

    三、结论
    相关研究的基本框架建立在两种视阈下的两个层面上。框架起点即首要层面，是代内视阈下检视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反贫困机制与效果，包括制度参与者、构建者与性别三个具体视角。框架收束于代际间视阈的层面，并关注赡养的代际正义与经济效率、贫困代际传递及制度溢出效应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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