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上海出版界
徐悦然

一、引言
      鲁迅先生曾说，郑振铎先生是编辑出版行业的保护者、开拓者和建设者。时代一直在变化，编辑出版行业的背景和环境也在随之改变，但无论时代和媒介如何更新迭代，郑振铎的编辑出版活动都具有时代影响力，他的编辑出版思想也是极具前瞻性和跨时代意义的。
      郑振铎（1898—1958），原名木官，字警民，常用笔名有西谛、郭源新等，中国著名作家、诗人、文史学家、翻译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编辑出版家。郑振铎出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先后在北京、上海、欧洲等地进行求学、出版、教学、从政活动；一生编辑丛书、报刊达 50 余种。1921 年，郑振铎到沪工作，在沪生活期间，曾负责和参与编辑众多报刊，包括《小说月报》《文学旬刊》《文学》月报、《公理日报》等，推动了上海编辑出版行业的进步和发展。
二、郑振铎编辑出版活动
      1919 年 6 月，郑振铎参与“五四”运动时创办了第一份刊物——《救国讲演周刊》，是温州地区最早的反帝反封建刊物，虽然只刊行两月，出版六期左右，但宣传了新思想，传播了新文化，极大地推动了温州地区的爱国运动。这是郑振铎在编辑出版行业的一次重要且成功尝试，可以说是他编辑出版事业的重要起点，在此之后，他的编辑出版活动逐渐增多，也渐趋成熟。同年 8 月，新学会会刊《新学报》创刊，收到学术界的好评；11 月创办的《新社会》是当时反帝反封建期刊队伍中重要的一员。当时虽是郑振铎初涉出版编辑行业，但他先进的出版编辑思想和社会影响力已经可见一斑。
      1921 年 3 月，郑振铎到沪工作，时任第一份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学灯》编辑；4 月，由郑起草的《文学旬刊体例》和《文学旬刊宣言》刊登在该报头版位置；同年 5 月，《文学旬刊》正式创刊，郑振铎任主编。该刊两年后调整为周刊，直至 1929 年 12 月出至第 380 期终刊。该刊是 20 世纪 20 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首先，它被公开表明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其次，该刊出版周期短，具有较强批判性，且重视理论；再次，一个文学刊物能坚持出版 8 年之久，这在新文学史上是很罕见的。该刊发行的前两三年，都是由郑振铎主编，即便之后换由叶圣陶、赵景深等负责，郑仍是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与此同时，郑振铎撰写了不少重要文章，如改为周刊时的《本刊改革宣言》，百期时的《本刊的回顾与我们今后的希望》等。毫不夸张地说，《文学旬刊》的成功与郑振铎息息相关。
      1933 年春，郑振铎提议创办并参与主编《文学》月刊，该刊的创办是必要且及时的。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建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目的是与中国国民党争取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并支持其思想。“左联”成立后出版的不少刊物，发行不久就被当局禁止；且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于 1932 年“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摧毁，由其刊印的《小说月报》停刊，上海乃至全国文坛急需核心刊物来扩大文艺战线的范围与影响。在此情况下，郑振铎提出创办“一个‘自己’的而又能长期办下去的文艺刊物”，由此，《文学》月刊应运而生。郑振铎与茅盾、鲁迅商定该刊“观点是左倾的，但作者队伍可以广泛容纳各方面的人。对外还要有一层保护色”的办刊方针和编委会的名单。该刊联系出版社、物色编辑人员等重要工作均由郑振铎负责。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1934 年 3 月、4 月、5 月、6 月《文学》上出版的四期专号，分别为翻译、创作、弱小民族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33 年下半年，为配合对苏区的军事围剿，国民党当局在文化阵地开始执行极为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致使很多左翼作家无法发表作品。为应对此严峻形势，郑振铎与茅盾、傅东华等人讨论决定，为这些文章加以“纯文学”的保护色。这样做，一方面是认定那些“检查官”对中外文学研究和翻译之类的文章会放松警惕；另一方面，是为了迷惑敌人，营造《文学》月刊转向纯文学的假象；同时，通过大登预告向公众和当局表示该刊继续出版的决心，以此争取更多的读者，产生更大的影响，迫使敌人不敢轻易下毒手。这一奇招也顺利帮助《文学》在上海扎稳阵脚，度过危机，直至全面抗战爆发后才停刊。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说“它（《文学》）算得上是三十年代上海大型文艺刊物中寿命最长，影响也最大的一个刊物”
      抗战时期，除《文学》月刊外，郑振铎也参与主编过不少刊物，包括 1939 年 11 月创刊于上海的大型刊物《文学集林（桂林）》等。但受限于当时的环境，未能发挥全国性的影响。抗战胜利后，值得一提的当属发刊于 1946 年 1 月，由郑振铎提议，郑与李健吾主编的大型文学月刊《文艺复兴》。该刊连载了不少知名作品，如巴金的《寒夜》，钱锺书的《围城》等；也为许多当时还不为人所知的作者提供了展示平台，如汪曾祺等。《文艺复兴》的出现，填补了中国抗战胜利后三年真空的文艺园地。李健吾也曾指出“《文艺复兴》这份杂志，是日本投降后，上海方面出的唯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大型刊物。”
三、郑振铎编辑出版思想
      1.“以人为本”的编辑出版宗旨
      郑振铎编辑出版工作是围绕“人”所展开的，可以说他的宗旨是“以人为本”，这与他最初信仰的“人道主义”息息相关。郑振铎深知社会是由人组成的，要想改变社会，就要先影响人。不论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创造光明，维持人道”，还是《文学旬刊》《学灯》等以文字为工具，向民众传播思想，启迪民智，再到从“通俗文学”看中国人民真正的发展、生活和情绪，郑都在以他自己的方式引导人、发展人，进而改造社会。
      2. 与时俱进的选题、组稿观念
      郑振铎选题、组稿范围广泛，独辟蹊径，主张出版物要照顾各个领域，“在精不在多”，他关注鲜少为人所关注的戏曲、考古等方面书籍，甚至弹词、变文等民间文化。无论古今中外，凡有可取的或可服务于大众、适用于社会的著作，在郑看来都是可以兼收博采的。为了满足读者对于文化不同方面、层次的需求，郑振铎选题范围极广，不止局限在当时的热门话题，还发掘冷门主题、讲求大众性，同时积极接受新事物、提出新观点，选题先进、立意高远。1945 年由郑振铎在上海主编的《民主》周刊，是当时追求言论出版自由，呼吁人权、民主的先进周刊，也为之后的编辑出版开创先河。
      3. 重视书稿整理工作，增强书刊可读性
      在编辑出版工作中，郑振铎非常重视书稿的整理工作，他会为古籍分段、增添标点，添加注释以便于阅读，重视为图书做“序”和索引等，如他所言“‘索引’为用至大，可以帮助读者省了不少无谓的时力。”这一系列的整理、索引工作，在如今书籍、刊物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
      4. 建设编辑出版行业的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
      郑振铎编辑出版的系统性和可持续发展性，尤其体现在他对作者队伍的“建设”。郑振铎能够在编辑出版事业中有所建树的一个最大原因便是从不缺稿源，尽管他本人的出色撰稿能力是绝不容小觑的，但同时出版多份期刊还是有些困难。郑振铎乐于欣赏和培养新人作家。巴金在《怀念振铎》一文中回忆自己进入文艺界，正是因为郑振铎的爱才。除巴金外，老舍、冰心、沈从文等著名作家，无不受郑振铎鼓舞提携。郑振铎所“建设”的庞大优秀作家队伍同时也推动了他编辑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
      郑振铎曾提出“普及工作的本身就在不断地提高”，他兼顾出版物的普及性和提高性，形成系统的文化知识架构；且在出版形式上，有效地采用丛书的形式，促进出版物系统性与整体性的发展。
      5. 先进的排版、营销意识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出版物的盛行，读者不止满足于出版物的文化内容，对呈现形式的要求也在不断提升。郑振铎编辑出版的诸多刊物、书籍之所以能够深受欢迎，便是因为郑讲求出版物内容和形式上的统一，不止文字内容，编辑出版的形式也要“基于人的需求”；对于选纸、印刷、装帧等，他也是精益求精。科学的编排方式为读者阅读和检索提供便利，同时有助于读者接受和理解出版物的内容；新颖精美的装帧可以诱发读者的阅读、购买心理。
      编辑出版活动的过程其实也是文化产品的形成过程，就离不开宣传与营销。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郑振铎就已经提出了广告宣传和品牌意识。超前的理念促进郑所出版刊物发行的范围和数量，部分刊物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有风格，为它们在出版界和文学界形成知名品牌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四、意义
      当多元时代来临，郑振铎“以人为本”的编辑出版宗旨，有利于当代编辑出版行业坚持政治与文化的底线；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分析理清编辑角色的“变”与“不变”，不断提升自身的编辑实力。
      1. 坚守“以人为本”的编辑出版宗旨，增强历史责任感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郑振铎表现出极高的国家认同感和历史使命感。郑始终坚守在编辑出版的岗位上，用自己的方式，抗争在文化战场。1925 年 5 月，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乃至世界的“五卅惨案”，在全国群情愤慨之时，上海包括申报在内的各报纸“竟不肯说一句应说的话”。郑振铎见此，联合叶圣陶、胡愈之等人，筹办《公理日报》。此外，郑也关注社会思潮、国共合作、贪污腐败等问题，一直坚守“人道主义”，坚持编辑出版工作，以此来助力社会发展。
      2. 提升编辑素养，规范编辑出版市场
      针对编辑出版市场仍存在的弊病——“跟风”甚至“克隆”，这导致出版物的同质化越来越严重，品质也有明显下降。郑振铎早在 1919 年严厉批评中国出版界表现出的浅薄、无知的出版行为。“这一年的中国出版界，又有一种坏现象：就是竞争。你出版一本家庭《万宝全书》，我又出一种《日用百科全书》，他也随即出了一本《国民百科全书》……我很愿意以后思想界要改变态度下实在的研究的功夫才好。”郑振铎坚决反对跟风出版的现象。
      编辑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编辑出版活动的效率与质量。郑振铎就给编辑出版行业树立了极好榜样，他作为一名编辑，十分熟悉各类具体工作，具备了优秀编辑的众多技能。除了组稿、审稿外，郑振铎还经常参与图书的装帧、排版、印刷、宣传等工作。要想规范出版市场、改善现状，归根究底，还是要提升编辑的业务能力和道德标准。
参考文献
[1] 鲁迅 . 引玉集 [M]. 三闲书，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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