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
——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王东 梁梨
（新疆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2）

      摘要：“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财政领域实施的一项重要的绿色政策，对于推动城市绿色创新至关重要。本文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为切入点，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能显著促进示范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并据此提出建议。
      关键词：绿色财政政策；绿色创新；渐进式 DID；高质量发展
引言
      城市是经济和文明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随着新型工业化的持续推进，我国的城市化也迈入了加速推进阶段，而城市化过程却伴随着严重的资源浪费与对生态的破坏。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2023 年碳排放报告》相关数据显示，2023 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 5.65 亿 t，达到 12.6 亿 t，增长 4.7%，能源燃烧排放增长 5.2%，我国大、中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年日均值超过国家二级标准，环境问题逐渐凸显，对城市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面对不断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战略。绿色创新既强调绿色发展必须通过创新驱动来实现，又强调创新发展必须以生态环境治理改善为基调和底色。既有利于推动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又有助于解决当前城市高质量发展所面临的环境问题。然而，绿色创新的实现依赖科技进步和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政府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主体，政府财政的支持在城市绿色创新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具体而言，一方面，财政政策为城市绿色创新提供了明确的财政资金引导和重要支撑；另一方面，作为制度性约束，环境规制所带来的“倒逼效应”可以促使企业推进绿色产品的研发与绿色技术的进步，从而带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1]。因此，深入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制，对完善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共进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制度背景
      为了进一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做好“十二五”节能减排工作，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以下简称“两部委”）决定分 3 批选取 30 个示范城市作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2011年，两部委选取了北京、深圳等 8 个城市作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试点。随后，两部委于 2013 年增加了石家庄、唐山等 10 座试点城市。为增强政策融合，发挥政策协同作用，两部委于 2014 年新增了天津、临汾等 12 座试点城市。综合示范城市主要以推广先进技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主要污染物减量、优化城市能源结构等为主要任务；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环境规制等多种方式，强化财政政策供给，施行政策倾斜，促进综合示范城市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以来，环境治理效应不断显现，以作为试点城市的杭州和新余为例来看，与 2010年相比，两城市主要污染物已经显著减少。杭州市的氨氮和氮氧化物的浓度分别降低了 16.29% 和 17.56%。而新余市的主要污染物，如氮氧化物，也下降了 13.0%。这一进展使得两个城市提前一年实现了“十二五”目标。同时，作为第一批试点城市，新余市在综合示范工作展开后，地方配套资金达到了 66.25 亿元，共实施了 7 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项目和 47 个现有政策类项目，累计完成的投资金额达到了 202.98 亿元。因此，本文以入选试点城市的 30 个城市作为处理组评估绿色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将进一步为后续实施绿色财政政策提供宝贵的经验。
（二）理论假说
      相较于一般财政政策，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具备财政激励和环境管制的双重属性。示范城市通过财政激励和目标约束两种方式对城市绿色创新水平产生影响。由于绿色创新具有高投入和高风险的特点，企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意愿不足。长效的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不仅是一项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的环境约束性管制政策，更是国家在稳步推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的过程中采取的财政激励性补贴政策 [2]。通过财政奖励与补助机制、减免政策等手段，引导资源配置的提升，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此外，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广泛的媒体传播，呼吁人们践行低碳生活方式，以推动公众、企业、政府全面参与到节能减排的工作中，引导全社会树立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理念，进一步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提升。因此，本文提出假设：绿色财政政策能有效促进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建立
      本文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非试点城市作为控制组。两部委分别于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设立了 3 批，共 30 个综合试点城市。考虑到示范城市是分批次扩大试点范围，因此，本文基于中国 2003—2022 年 285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建立渐进式双重差分模型，具体模型设计如下：

式中：i 为城市；t 为年份；PL 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did为示范城市的虚拟变量，纳入示范城市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若 β1 为正且显著，则表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有利于城市绿色创新；X 为一系列控制变量；μ 为时间固定效应；λ 为城市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1. 被解释变量
      城市绿色创新水平是被解释变量。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凸显着对绿色创新前期投入的重视，是示范城市在绿色创新活动方面所取得的绿色产出指标。最终，本文以每万人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衡量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2. 解释变量
      本文分别以 2012 年、2013 年和 2014 年纳入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核心解释变量（did）。根据两部委发布的综合示范城市名单构建虚拟变量，某一个城市属于试点名单，将赋予其数值 1 ；反之，将赋予其数值 0。
      3. 中介变量
      本文用科学技术支出与政府财政一般支出的比值表示财政支持（Tech）；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的比值来表示环境规制（ER）。
      4. 控制变量
      为了避免城市绿色创新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本文参照已有文献 [3]，加入了以下的控制变量：对外开放程度（Open），用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人口密集（Denp），用地区常住人口与城市面积之比取对数表示；城市经济密度（Ced），用地区生产总值与行政区域土地面积之比表示；城市化程度（Urlevel），用城镇化常住人口与总常住人口之比表示；经济发展水平（Ddp），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取对数表示；金融发展程度（Fina），用年末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由于部分样本缺失，在最终的研究样本中，本文剔除了拉萨、铜仁、毕节、海东等城市，选择了我国 285个地级市在 2003—2022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年鉴》。

（三）回归结果分析
      表 1 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基准影响检验结果。可以观察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该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基于此，假设得到验证。从控制变量来看，城市经济密度系数呈显著水平，这说明城市经济密度高有助于创新资源的集聚和交流，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系数呈现显著的负值，这说明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城市绿色创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某些地区存在倾向于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略环境保护的现象。对外开放程度的系数均显示为负，这是因为在对外开放的情形下，一些外来企业往往更关注私利而忽视公共利益，这种情况会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发展构成障碍。城市化程度的估计系数呈负值，原因在于城市化程度的提升预示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面积的扩张以及城市建设活动的增多，这对城市的环境和资源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将抑制城市绿色创新的发展。
（四）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必须满足平行趋势假设，结果显示，交互项 did 的值均不显著，说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城市与控制组城市的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不存在显著的事前趋势差异，支持了平行趋势假设。
     2. 安慰剂检验
      为验证回归结果不是由于其他偶然因素引起的，本文采用了石大千等（2018）的方法，通过随机抽取处理组和政策实施年份，生成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抽取500 次得到了 500 个虚拟估计系数。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城市绿色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系数 0.282 完全独立于该系数分布之外。这一结果表明，其他随机变量对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的效果影响不大，并非偶然产物。
      3. 更换被解释变量检验法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绿色实用型专利进行重新估计，并对该指标进行均值化处理。回归结果显示，did的系数为 0.756，方向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四、结语
      本文以“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构建渐进式双重差分法模型，考察了示范城市建设对该地区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结果揭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主要体现在城市绿色发明专利的申请方面。因此，为了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我国应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来进一步提升我国城市绿色创新整体水平。一是要充分加强财政支持和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同时发挥社会监督机制的作用。要构建多元化的环境规制体系以及监督机制，督促企业改善绿色生产流程并推动绿色技术的不断进步。二是要因地制宜，制定个性化的绿色财政政策。财政科技支出应向中西部地区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倾斜，培育新兴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并推动技术研发和设备更新，以提高科技资源的利用效率。
参考文献
[1] 郭雨蕙, 吴瀚然, 章政.污染物排放标准提升触发了“波特效应”吗: 来自中国水污染企业的微观证据[J].当代财经, 2023(1):108-119.
[2] 薛飞, 陈煦.绿色财政政策的碳减排效应: 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证据[J].财经研究, 2022,48(7):79-93.
[3] 郭炳南, 唐利.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J].经济论坛,2023(1):126-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