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否能抑制企业避税
——基于金税三期的实证研究
顿诗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 430000）
作者简介：顿诗羽（2006—），女，本科在读，主要研究方向为财政税收。
    摘要：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企业避税行为越来越隐蔽，危害国家财政收入和市场公平。基于金税三期工程，本文采用2008—2020 年A 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DID 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考虑城市层级和疫情冲击下，实证结果依然稳健。
    关键词：税收征管数字化；企业避税；金税三期工程
    引言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企业避税手段越来越隐蔽，问题日益严重。过度避税危害国家财政，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有效阻止企业避税成为当务之急，2015 年施行的《一般反避税管理办法》和2021 年的《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意见》均强调防范避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2024 年发布的报告指出如何应对跨国企业利用税收协定避税。尽管有法规和国际组织的努力，仍有大量企业存在避税问题，据国际透明组织报告，全球政府可能每年因为避税手段损失约6 000 亿美元税收。税收征管效能直接影响企业避税情况。国家持续推动税务系统现代化，税收征管体系向数字化转型。金税三期工程的成功实施，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取得显著进步。从理论上来说，税收征管效能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提高税收透明度，加强国际税收合作，以及促进企业治理模式调整。税收征管数字化是否有效抑制企业避税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
    本文基于金税三期工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理论上，本研究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实践上，本研究为政策制定者优化税收政策、提高征管效率、减少税收流失提供了指导。
    一、文献综述
    （一）税收征管数字化效应研究
    在金税三期的背景下， 牛彪[5] 等（2023） 提出税收征管数字化有效约束上市公司信披违规；孙倩[6]（2024）揭示数字化抑制企业高层在职消费；陈怡欣[1]等（2023）探究其对企业慈善捐赠影响；姜爱华、高锦琦[3]（2023），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与削减代理成本抑制避税推动征管技术进步。
    （二）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研究
    避税是一个在企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宏观上，耀友福、黄嫣[8]（2023）表明，企业ESG 在税收征管数字化不足区域更能抑制避税；杜鹏程[2] 等（2021）指出加强税收征管可减少企业避税；王海[7] 等（2024）认为数字新基建政策能遏制企业避税。微观视角，张艳秋[9] 等（2023）用LLV 模型验证企业避税与股权成本正相关；李青原、王露萌[4]（2019）发现更高会计信息可比性关联更低的企业避税程度。
    （三）文献述评
    目前，在关于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的研究中，有些学者探究了税收征管对避税的影响，但忽略了数字技术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有些学者将金税三期对避税的影响当作介质，而没有深入探讨其本质。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侧重于分析金税三期背景下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二、理论分析
    （一）基于信息搜寻的角度
    数字经济催生税收征管转型，“金税三期”开启我国税务管理信息化新篇章。它重构税务信息系统，借助大数据技术，显著提高征管效率与精确度。一方面，“金税三期”通过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实现了数据共享，极大地改善了信息孤岛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第三方信息的收集和利用，扩大了税务机关的数据来源，进一步丰富了数据分析的维度和深度。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税收稽查的准确性，也显著增加了企业逃税的边际成本，从而有效地遏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
    （二）基于税收征管独立性的角度
    理论上，税务机关独立性是税收政策执行的关键。实践中，地方税务受制于地方政府，因后者掌握机构设立、人员配置及资金等决策。此状况下，地方税务局自主受限，执法弹性大，便于地方政府给予企业隐蔽税收优惠，加剧了地区间的投资争夺战。虽短期内减低企业负担，却破坏税法威信，刺激企业联手规避税款，造成严重财政流失。
    随着金税三期工程的实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为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金税三期工程直汇基层数据至中央，增强了税收信息的客观性、时效性和准确性。此举限制了地方政府的税收执法干涉，打破政企博弈平衡，并促使企业与高层政府部门接触。数字化转型，尤其是金税三期的应用，极大提升了税收征管效率与透明度，减少地方干预，保证信息精准，有效遏制企业避税倾向。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税收征管数字化会降低企业避税程度。
    三、实证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数据来自于2008—2020 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剔除缺失值和明显异常的数据后，最终，本文的研究样本是由3 558 家上市公司组成的28 172 个观测值构成。
    （二）实证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需要，本文设置如下实证模型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之间的关系：
    bishuiit=α+βtreatit+control+ε
    式中：bishui 为企业；t 为年份；treat 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变量；control 为影响企业避税的其他变量；ε 为随机误差项。
    （三）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的是基于会计税收差异的指标，异常会计税收差异（DDBTD）来衡量企业避税程度。
    2. 解释变量
    本文采用多期DID 的识别策略，其中treat 为虚拟变量，如果企业i 所在地区当年为“金税三期工程”试点地区，则当年及之后年份treat 取值为1，否则为0。
    3. 控制变量
    本文控制了公司经营状况等与企业避税相关的变量，具体包括企业上市年限（onage）、公司规模（size，企业营业收入自然对数）、资产负债率（lev，年末总负债/ 总资产）、存货密集度（cun，存活净额/ 资产）、无形资本密集度（fix，无形资产净值/ 资产）。
    （四）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所示。
    如表2 所示，企业避税程度（bishui）的均值为0.000 0，中位数为0.001 1，其值均不为负，说明样本企业的应纳税额略小于税前利润，有轻微的避税嫌疑。金税三期虚拟变量（treat）的均值为0.526 6，表明有五成左右的样本企业受到金税三期工程的影响。公司规模（size）的标准差为1.346 6，说明样本公司间的规模差距较小。无形资产密集度（fix）的均值为0.212 9，说明企业的无形资产比例相对较高。

    （五）基准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基准实证模型的结果如表2 所示。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程度在5%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假设成立。onage 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上市时间越长，其纳税行为越规范，越不可能避税。

    为验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考虑城市层级和疫情冲击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剔除直辖市样本、2019 年之后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实证结果如表2 所示。两项结果均显示，在控制影响企业避税的相关变量后，税收征管数字化（treat）对企业避税（bishui）的影响仍然在10% 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支持了假设。
    四、结语
    本文运用2008—2020 年间沪深A 股公司数据，借DID 模型探析“金税三期”中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避税动态的效应。研究揭示，数字化监管与企业避税呈显著负关联，证实数字工具有效钳制避税现象。更深层次地，即使考量不同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税收征管数字化依旧同企业避税维持稳健的负相关，彰显政策韧性。尤为突出的是，在疫情期间，数字化监管仍能稳守防线，抑制企业避税行为，印证其在特殊环境中的可靠性能。
    当然，本文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本文忽视了同期其他政策可能存在的交互影响。同时，鉴于“金税三期”推行期短（2013—2017），难以全面评估其深远影响。后续研究应深入探讨在多元政策环境下，税收征管数字化政策的独特贡献及其复合效果，长期追踪税收征管数字化政策的效果积累，及政策更新对企业避税策略的连带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完善税收征管体系提供了可参考的经验证据。第一，政府应当持续推进金税四期及更高版本的信息化建设，深化数字化转型，强化税务监管。第二，针对地方施压弊害，须强化税务单位自决功能，增强征管机构独立性，保障执法公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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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杜鹏程, 王姝勋, 徐舒.税收征管、企业避税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所得税征管范围改革的证据[J].管理世界,2021, 37(7):105-118, 8.
[3] 姜爱华, 高锦琦.税收征管技术进步与企业避税的异质化分析:基于“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评估[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5(5):20-36.
[4] 李青原, 王露萌.会计信息可比性与公司避税[J].会计研究, 2019(9):35-42.
[5] 牛彪, 王建新, 于翔.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违规:“金税三期”工程的治理效应检验[J].西部论坛, 2023, 33(4):47-60.
[6] 孙倩.税收征管数字化抑制了企业高管在职消费吗?:来自金税三期工程的经验证据[J].西部论坛, 2024,34(1):96-110.
[7] 王海, 郭冠宇, 尹俊雅.数字新基建政策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J].财经研究, 2024, 50(3):64-77.
[8] 耀友福, 黄嫣.企业ESG表现与避税: “绿色治理”抑或“自利工具”[J].税收经济研究, 2023, 28(4):82-95.
[9] 张艳秋, 董奕, 秦汶鑫.企业避税活动对权益资本成本影响的渠道效应研究[J].税务与经济, 2023(3):3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