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域下数字金融对机会公平性的影响研究
刘新叶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400）

      摘要：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新的机遇，机会不平等则一直是我国现实存在的问题且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对机会不平等具有哪些影响是亟待研究的问题。本文利用2011—2021年中国社会调查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研究了省级层面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与机会不平等存在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的发展都能够缓解机会不平等。
      关键词：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机会不平等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相较于因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导致的收入差异，公众对由种族、家庭背景等外部因素引发的不平等现象更为不满。因此，政府亟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精准识别并消除这些外部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本研究聚焦于中国实现共同富裕与构建公平和谐社会的目标，探讨了收入不平等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并致力于为减少机会不平等提供理论依据，从而推动社会稳定与共同富裕的进程。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文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局限，系统性地分析了数字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多维度影响，弥补了现有理论在综合性与系统性方面的不足。同时，本研究对数字金融功能领域的理论体系进行了补充与拓展，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跨越式发展以及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理论路径。
二、文献综述
      已有文献集中探讨了数字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包括创业、消费等视角。张勋（2019）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相结合研究发现数字金融通过改善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带来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从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包容性增长[1]。易行健等（2016）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便 利 居 民 支 付 两 种 机 制 促 进 了 居 民 消 费[2]。 张 勋 等（2020） 通过构建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证实了数字金融的发展大大提升了支付的便利性，进而缩短居民的购物时间，推动居民消费[3]。
      可以看出，现有研究侧重于评估数字金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而有关数字金融对社会公平的探讨还相对缺乏。少数可供参考的研究如宋晓玲 （2017）、张贺等 （2018）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4-5]。这些文献为本文进一步从机会平等的视角探讨数字金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从而以更加长远的视角评价数字金融的社会经济效益奠定了基础。
三、数字金融对机会不平等影响的理论分析
（一）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促进创业
      数字金融能够促进创业。首先传统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和费用通常较高，且收费结构复杂，而数字金融能通过压缩小微企业风险评估成本从而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6]。其次，传统金融对初创企业信用、盈利能力和现金能力要求较高，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缓解信贷约束影响创业水平[7]。此外，李麦收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促进农村居民创业和小微企业创业[8]。
（二）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推动教育公平
      教育是促进阶层流动和社会公平的重要路径。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预期教育回报率、改变家庭教育偏好等渠道提升家庭教育期望[9]；另一方面，数字金融的发展让低收入阶层群体更容易获得金融服务，从而提升家庭教育期望，推动教育公平。
      综合以上观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机会不平等与数字金融呈负相关关系。此外，为研究数字金融不同维度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继续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机会不平等与数字金融广度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机会不平等与数字金融深度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4：机会不平等与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四、数字金融对机会不平等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设计
      1. 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样本为 2011—2021 年各省机会不平等程度，最终有效样本量为185个，本文使用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测量了机会不平等，数据来源于CGSS数据库。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均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其他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 变量设计
      本文分别研究了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参照张勋等本文使用由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和蚂蚁金服集团共同编制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来描述数字金融的发展情况[1]。参照张呈磊等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除以100以保证数字普惠金融与机会不平等数值处在同一数量级上[10]。参照万广华等使用基尼系数度量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平等的绝对值[11]。控制变量包括城镇化率（城镇年末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产业结构 （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对外开放程度 （外商投资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财政支出结构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经济发展水平（当地人均GDP）、地区平均教育水平（每亿人口中初中学生的个数）。
      3. 模型设定式
       （1） 验证假设1；式 （2） 验证假设2；式 （3） 验证假设3；式（4）验证假设4。

      式中：i为某省份；IEi为不同省份的机会不平等；DGi为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总指数；DG-Gi为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广度；DG-Di为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深度；DG-Si为不同省份的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Xi为控制变量组；Ui为某省份固定效应；εi为随机扰动项；β0、β1、β2为待估参数。

五、结论
      本文以 2011—2021年各省机会不平等程度为研究样本，研究了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深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对机会不平等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金融总指数、数字金融广度、数字金融数字化程度与机会不平等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其发展可以减轻机会不平等的程度；（2）数字金融深度与机会不平等关系不大，推测可能是数字金融的设计和发展旨在促进更广泛的可及性和参与度，导致数字金融深度与机会不平等的关系不显著。
参考文献
[1] 张勋,万广华,张佳佳,等.数字经济、普惠金融与包容性增长[J].经济研究,2019,54(8):71-86.
[2] 易行健,周利.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是否显著影响了居民消费:来自中国家庭的微观证据[J].金融研究,2018(11):47-67.
[3] 张勋,杨桐,汪晨,等.数字金融发展与居民消费增长:理论与中国实践[J].管理世界,2020,36(11):48-62.
[4] 宋晓玲.数字普惠金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J].财经科学,2017(6):14-25.
[5] 张贺,白钦先.数字普惠金融减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吗?:基于中国省级数据的面板门槛回归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18(10):122-129.
[6] 谢绚丽,沈艳,张皓星,等.数字金融能促进创业吗?:来自中国的证据[J].经济学（季刊）,2018,17(4):1557-1580.
[7] 田鸽,黄海,张勋.数字金融与创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的证据[J].金融研究,2023(3):74-92.
[8] 李麦收,李凯旋.数字普惠金融、小微企业创业与城乡收入差距:党的二十大共同富裕目标任务路径探索[J].征信,2023,41(1):12-20,85.
[9] 陈武元,程章继,蔡庆丰.家庭教育期望视角下的教育公平:数字普惠金融对非自致性家庭因素的缓解效应[J].教育研究,2021,42(10):122-137.
[10]张呈磊,郭忠金,李文秀.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效应与收入不平等:数字鸿沟还是数字红利?[J]. 南方经济,2021,50(5):110-126.
[11]万广华,张彤进.机会不平等与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J].世界经济,2021,44(5):203-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