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研究
瞿天舒
（中共肇庆市委党校，广东 肇庆 526073）

      摘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做出了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决定。这意味着党中央将进一步强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制度保障，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问题，逐步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更好地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
      关键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体制机制
一、加快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极具前瞻性和创造性[1-2]。一方面，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加深了人们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这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发展，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理论演进的角度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构成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近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综合国力持续提升。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依然表现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具体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收入分配差距仍需缩小、传统发展模式面临瓶颈等方面。在此背景下，推动高质量发展急需新的生产力理论的指引。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在实践中已展现出强大的发展动能和支撑作用，亟待通过理论提炼和系统阐释，为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从外部挑战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演进不断加快，大国竞争矛盾突显，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西方对我国经济遏制打压的密度、广度和深度持续升级，高端制造业关键技术“卡脖子”问题进一步加剧，涉华贸易调查、关税壁垒和供应链“脱钩”等情况继续增加，这些因素都大大增加了我国外部的压力和不确定性[3-4]。
      从内部情况看，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通货紧缩威胁增大，内部需求不振和消费低迷持续，人口红利消失，地方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隐患凸显，在债务增加、投资回报率下降的情况下，依靠债务推动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传统模式已达到极限。同时，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我国高端制造业差距较大，出口产品多数集中在产业链低端，高科技研发和产出能力不强。
      从历史进程看，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大江大河”正加速奔涌，各国都在依靠科技创新夺取国家竞争力的制高点，力争在新一轮的创新高地争夺中抢占先机。我国在历史上已经错过了前3次工业革命的前端，想要在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中把握主动权，下好先手棋，唯有以科技创新驱动生产力迭代升级，以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建设，尽可能地做大“蛋糕”、做好利益分配，如此才能在经济发展的多重困境中成功突围过关，推动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由“跟随者”向“引领者”的重大转变[5]。
二、加快健全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重要原则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兼具战略性和系统性的长期工程，不能仅停留在口号层面，而必须坚持务实推进、久久为功。这要求我们既要保持历史定力，又要增强发展紧迫感；既要注重顶层设计和整体布局，又要把握科学方法，避免方向偏差。
      要坚守实体经济，不能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在推进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实体经济的根基地位，避免对传统产业的轻视或简单淘汰。传统与现代、新与旧并非对立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质”的提升，而非单纯追求业态的新旧更替。事实上，传统产业通过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同样能够焕发新生，甚至催生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替代传统产业，而是与之协同共生，共同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因此，必须立足现实，着眼长远，尊重产业发展规律，避免盲目求新或简单否定传统产业的价值[6]。
      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我国区域发展差异较大，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各不相同，必须结合本地实际，科学规划产业发展路径。不能“先是一哄而起，最后一哄而散”，否则会导致资源错配、产能过剩甚至泡沫化风险。过度集中布局不仅会造成生产要素价格非理性上涨，还可能引发行业恶性竞争和低效发展。因此，必须精准施策，优化资源配置，确保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既符合地方实际，又能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保持战略定力，任何急功近利的做法都难以取得实效。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其发展具有投入大、周期长、迭代快等显著特点，必须做好长期培育的准备。倘若脱离地方实际条件，简单复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不仅难以实现预期目标，还可能造成资源错配和结构性失衡。因此，必须立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采取科学有序的推进策略，在保持发展定力的同时把握创新节奏，确保新质生产力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7]。
      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构建政府与市场的协同机制，既要防范职能错位，还要形成互补效应。核心路径体现在3个维度。首先，要确立市场主体地位，由企业主导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其次，政府要聚焦顶层设计，通过制定产业规划、完善基础设施、提供精准政策支持来优化创新生态。最后，针对突破性技术创新需求，亟须推动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关键在于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人才机制等改革，突破传统要素配置模式，构建“新质生产关系”。三、加快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关键着力点
（一）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催生新产业的重要源泉。自21世纪初，新兴科技产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面对这样的变革，发达国家纷纷推出科技计划，力图抢占科技前沿的制高点。为了应对这一变化，中国对科技领域的发展进行了全新的规划，相较于过去对技术引进的重视，现在更加强调自主创新[8]。
      2012 年，党的十八大将科技创新确立为“提升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战略支点”，并将其置于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为落实这一战略定位，《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等纲领性文件相继出台，标志着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入系统性推进阶段。这些制度创新不仅构建起国家创新体系的四梁八柱，更通过科技体制机制改革释放出创新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2013 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将集体学习的场所移至中关村，开创了政治理论学习的新模式。习近平总书记在研讨中指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工作，需要做的事情很多。最为紧迫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科技体制改革步伐，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发展的观念和体制机制障碍。此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科技领域制度创新的全面启动，为深化改革确立了行动方向。
      2015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系统性规划了覆盖九大领域30个重点方向的制度创新框架，为战略实施锚定推进路径；同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印发，确立了2020年前需达成的十大重点领域143项具体任务。这份改革实施框架通过项目化管理模式，建立了包含目标成果、责任主体与时间节点的三维坐标体系，强化了改革进程的量化评估与执行约束力。
      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
      2022年，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2023年3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科技部的重组成为此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将基础研究能力和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进入历史关键期，科技竞争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通过回顾我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历程，能够清晰感受到中国对科技创新的坚定信念与执着追求。在未来的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我国将持续发力，以解决那些制约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二）推进产业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新动能
      产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载体，科技创新成果只有及时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才能够形成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三维联动，实施要素整合与优势互补，可加速构建具备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能级跃升与全产业链韧性增强。
      传统产业可以通过引入新技术、研发新产品和改进生产流程来实现技术创新，包括运用智能装备升级生产线、构建数字孪生系统优化运营、开发绿色工艺降低能耗，以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
      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方向，像生物制造、商业航空、低空经济等都是新兴产业的代表。作为先进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支撑，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推动实体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力量。“十二五”初期，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足5%，“十三五”末期，该占比快速增长至15%。现今战略性新兴产业已成为全球竞争力的重要驱动力，中国正从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绿色技术等领域的参与者迅速转变为先锋力量。
      而相较于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往往是交叉融合的产业，需要依托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系统来实现跨界合作、共享资源，从而形成新的产业价值链。例如，新能源汽车涉及汽车制造、电池技术、智能网联等多个领域的整合，进而形成完整的新能源汽车生态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新兴产业可能会逐渐成熟而成为传统产业的一部分，而传统产业也可能在此过程中借助创新技术的驱动进一步发展成为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同时，某些新兴产业也可能因市场饱和或竞争压力而演化为传统产业。
（三）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新质生产力归根到底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不同时代对劳动者的要求各不一样。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教育、科技、人才要实现良性循环、有效贯通，人才队伍的建设也要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激发劳动者的创造力和能动性。
      构建新型劳动者培育体系需聚焦两个方面。
      其一，打造支撑科技突破的战略力量，重点培育具备颠覆性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梯队。要着力构建“顶尖科学家—产业领军者—青年英才”三级人才雁阵，特别强化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人才储备厚度，形成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科技攻坚力量。
      其二，培育适配产业变革的实践型人才队伍。重点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前沿领域开展职业能力培训，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虚实融合的实训平台等新型培养工具，培育能够驾驭智能装备集群、解析工业大数据的工程师群体。
      在旧的生产关系中，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往往是固定和单一的，劳动者的角色被限定在特定的、重复的任务中，缺乏足够的参与感和创造空间。这种生产关系不利于激发个人的创新能力和主动性，也不利于形成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此外，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较低，其经济和社会地位也较低，导致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和社会矛盾的加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对人的地位和相互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
      新质生产力强调创新和灵活性，使生产过程中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相互关系更加平等，人们更加注重协作。在新时代的背景下，通过深化生产关系的变革，提高人的地位和优化相互关系，不仅能够更好地适应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能够更好地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金融承担着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激励创新等重要功能，也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金融作为经济的血脉，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资源保障。在科技和金融的双向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
      我国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改革在不断演变和发展。1978—1992 年是初期改革阶段，当时中国逐步开始实施市场化经济体制，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初建立了现代金融体系。1993—2000年是稳定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调整金融工作的方向，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下的金融体制，推动金融体系的现代化改革。2001—2010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更加开放的金融市场，这也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重要一步。2011年以后是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我国在2023年提出建设金融强国的战略性目标，促使金融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我国金融改革的进程中，人们能感受到国家越来越重视金融的发展，金融也在现代化强国的建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强国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过程中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五）推进开放体制改革，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
      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还能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更多的机遇，特别是在促进技术交流、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强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为了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一方面，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通过参与多边贸易协定，有效整合全球资源，提升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要促进国际产能合作，通过建立产能合作机制，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产业链的重构和优化，这样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拓展国际市场，还能促进国内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知识更新。
      高水平对外开放可以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首先，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助于吸引外资，特别是直接投资。其次，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够促进技术交流和人才引进，通过与国际先进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合作，加速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应用。最后，高水平对外开放还能够推动国内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通过参与国际竞争促使国内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国际产能合作等措施，不仅可以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更加开放的环境和更多的机遇，还能促进国内产业的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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