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养老”可持续发展路径研究
陈红　赵雨泷　罗云龙　杨梦荷　刘泽薇
（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在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抱团养老”作为一种自发形成的互助养老模式，为中老年养老问题提供了解决路径，具体表现为“城市老人自发“抱团养老”和“农村幸福院”。本文通过多案例研究对城镇中老年人和农村独居老人两类目标人群的核心诉求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抱团养老”依托地缘、业缘和趣缘关系，以共享居住、互助生活为核心，具备增进情感满足、降低养老成本等优势。然而，该模式面临资金来源有限与组织稳定性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相关建议，以期为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抱团养老”；养老模式；多案例研究；养老服务体系
引言
      随着国家经济水平的提升和医疗科技的持续发展，公众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显著增强，国民的平均预期寿命普遍延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老年人口的比重逐步上升。伴随着养老问题逐渐突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养老事业，养老机构数量稳步上升，养老专业队伍不断扩大，养老福利水平显著提高。202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加快健全养老服务网络，优化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专业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供给格局[1]。2023年我国再次出现人口负增长，总和生育率约为1.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排名倒数第二。少儿人口减少，家庭规模缩小，导致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传统养老模式无法满足需求，新养老模式亟待开发。家庭规模缩小和城镇化导致的空巢化，使得健康老年人养老选择有限，“抱团养老”模式因此具有较大发展潜力[2]。
一、城市与农村双轨“抱团养老”特征
      城市与农村基于不同社会条件和经济资源探索出差异化的互助养老路径。城市“抱团养老”和农村养老幸福院作为两种代表性模式，均以“互助”为核心，但因其资源禀赋、组织逻辑和服务对象不同，呈现出鲜明的城、乡特色。
      城市“抱团养老”是城市老年人主动应对养老困境的社群化尝试。其本质是老年人通过自发组织，以共同居住或就近互助的形式，实现资源共享与情感支持。参与者多为经济条件较好、自主能力较强的城市中老年群体。
      农村养老幸福院更具政策托底色彩，主要服务于农村留守、独居及困难老人。自2013年民政部推动“农村互助幸福院”建设以来，该模式以“村级主办、互助服务、政府支持”为原则，依托村委会整合闲置资源 （如旧校舍、集体房屋），提供低成本甚至免费的养老支持。
二、现实优势
（一）社交性与情感支持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要，意味着人在物质条件得到满足之后，需要实现自我价值[3]。居家养老虽然依赖家庭，但容易受到子女时间限制的影响。子女因工作或其他事务无法时刻陪伴老人，导致老人感到孤独。机构养老虽然提供专业服务，但由于其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管理模式，老年人往往缺乏自由，社交活动受限，难以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陪伴”被认为是“抱团养老”的核心驱动力，老年人通过与同龄人互动，获得了情感支持，缓解了心理上的孤独与焦虑。
（二）灵活性与自主权
      机构养老通常需要遵守统一的规则和作息时间，老年人的生活自由度较低。居家养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自主权，但容易受到家庭关系的限制，尤其是与子女或配偶之间的摩擦会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抱团养老”允许老年人自主选择同伴和生活模式，赋予他们更多的自由空间。
（三）经济成本可控
      机构养老的费用较高，给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经济压力。居家养老虽然看似成本较低，但往往依赖子女的经济支持，会给家庭带来负担。城镇受访者普遍接受月均2 000～5 000元的费用，而农村受访者则倾向于接受低于1 500元的费用。一位农村老人表示：“我们可以分摊费用，既省钱又安心。”这种经济成本的可控性使“抱团养老”成为许多老年人的理想选择。
（四）互助性与资源整合
      居家养老依赖个体能力，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而难以独立完成日常事务。机构养老虽然提供外部服务，但老年人之间的互动较少，缺乏互助性。“抱团养老”模式大幅整合了当下社会上闲散的老年劳动力资源，缓解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养老资源紧张的供需矛盾，对于当下不失为一个值得深入探究，提高老人养老生活质量的模式[4]。
三、实施瓶颈
（一）人际关系协调困难
      “抱团养老”虽然能够有效满足老年人的社交需求，但人际关系协调困难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老年人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和个人偏好往往难以改变，而在集体生活中，这些差异容易被放大，成为矛盾的导火索。此外，磨合成本高、适应过程长也是老年人普遍担忧的问题。许多老年人表示，他们担心在“抱团养老”的初期阶段，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处理人际关系中的冲突，这会给他们的心理和情感带来额外的负担。
（二）经济纠纷风险
      目前来看，多数农村家庭收入有限，且家庭收入一般是向下倾斜，能够分配给老年人的资金较少，仅靠政府的财政支持不能满足农村养老的需求[5]。若费用分摊不明确，则在长期共同生活中，经济责任的公平性就会直接影响成员间的信任关系。此外，储备金管理和领导权分配问题也增加了潜在冲突的风险。
（三）基础设施与医疗服务不足
      基础设施与医疗服务的不足是“抱团养老”面临的现实问题。场地偏远会导致急救困难，尤其在突发健康危机时，有限的交通条件和医疗资源可能延误救治时间，增加老年人的健康风险。农村地区基础护理资源匮乏，难以满足老年人的日常健康管理需求，如定期体检、慢性病护理和康复支持。这种资源短缺不仅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也限制了“抱团养老”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四）传统观念束缚
      在农村中普遍的养老方式是以子女赡养为主的居家养老模式，这一模式是由农村耕作方式决定的[6]。许多农村老人将养老责任与家庭紧密绑定，认为选择“抱团养老”意味着子女未能履行赡养义务，甚至可能招惹邻里非议。这种观念根植于长期形成的家庭养老文化，使得老年人更倾向于依赖子女提供生活照料和经济支持。农村社会对家庭养老的普遍认同导致老年人对新型养老模式产生抵触心理。
四、“抱团养老”可持续发展建议
（一）构建梯度信任共同体，完善准入原则“抱团养老”群体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情感需求，因此可以亲友、邻里等强关系网络为基础组建初始群体，利用既有信任降低磨合成本。对于不同情感需求的老年人，可以通过“个人选择＋组织协调”的方式适配梯度养老圈，以提升养老精神需求以及黏合度。同时设置3～6个月试住期，其间通过共餐、集体活动等轻度互动建立情感联结，如德国“多代屋”要求新成员完成20 h志愿服务方可正式入住。当然，既然选择了参与“抱团养老”，就需要在规范合理、友好相处的基础上进行交流，尊重他人隐私以及生活习惯，共同营造团结友爱的生活氛围。
（二）创新“时间-空间”资源活化模式，赋能时间银行
      当前自发性养老团体普遍面临三重困境：资源整合能力薄弱导致服务供给单一，成员权益保障机制缺失带来法律风险，代际融合不足造成社会支持网络断裂。而时间银行对于解决代际以及时空错配的问题具有一定适用性，其将不同群体碎片化、差异化的时间资源转化为可存储、可流通、可兑换的社会资本，形成独特的代际互助经济生态。对于有养老需求的群体，可以通过兑换志愿币的方式获得“抱团养老”的各项服务，即由自己或者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青年群体将专业技能如智能设备教学、健康管理等存入时间银行，参与“抱团养老”时通过支取志愿币获得心理咨询、医疗陪护、家政服务等服务，以此形成可持续的互助链条。
（三）促进养老责任共担化，护航银龄经济
      “抱团养老”实质上是推动养老责任的社会化共担，其可持续发展需突破“小圈子自治”局限，向“制度护航的银龄共同体”演进。可建立政府引导、市场参与、团队建设、社会协同的运作机制，既保留互助养老的情感温度，又注入公共服务的专业效能。具体表现为：由政府引导提高社会公众对“抱团养老”的关注度、认可度，将老年活动中心、日间照料站等公共设施纳入“抱团养老”服务体系；市场通过公益活动优化“抱团养老”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团队组织者通过组织领导和代表投票的方式明确成员权利义务、财产归属及纠纷处理机制；社会公众通过时间银行为需求群体进行服务，推动医疗机构、社工机构与养老团体建立服务转接机制，形成“基础医疗+专业护理+心理慰藉”的全链条支持。
五、结语
      在城乡协同中平衡“自主性”与“公益性”、“市场化”与“普惠性”，是中国养老体系优化的关键命题。本次研究发现，“抱团养老”的发展在国内具备优势，也面临诸多问题。随着政策的支持和社会的参与，未来“抱团养老”有望成为我国养老服务体系中的一项重要补充，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安全感，为老年人提供更加多元化、人性化的养老选择。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J].中国农村卫生,2025,17(1):2-4.
[2] 周永建.矛盾分析视域下“抱团养老”模式发展研究[J].戏剧之家,2020(9):214-215.
[3] 余佳琦.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农村“抱团养老”研究[J].农村·农业·农民,2024(4):50-52.
[4] 丁艳琳.城市社区互助养老的长效机制研究[D].上海: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20.
[5] 魏鑫.新农村背景下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J].黑龙江科学,2022,13(3):8-10.
[6] 张胜.农村互助养老模式研究:以河北省互助幸福院为例[J].村委主任,2022(11):115-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