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非经贸合作视角下长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策略浅析
陈映薇
（长沙商贸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16）

      摘要：本文通过调研和案例分析，梳理了长沙民营企业在中非贸易中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瓶颈。研究发现，长沙企业在贸易结构、本地化能力和贸易形式等方面存在短板。通过对比杭州、深圳、上海等沿海城市经验，提出优化贸易结构、强化本地化能力、创新贸易形式的策略，旨在推动长沙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中非经贸合作提供实践样本。
      关键词：湘非经贸合作；长沙民营经济；贸易结构；本地化能力
一、长沙民营经济参与中非贸易的现状分析
（一）企业规模与行业分布格局
      截至2023年年底，长沙共有235家民营企业投身中非贸易，占全市外贸企业的18%，成为外贸的重要力量。但以中小微企业为主，年营业额超 5 000 万元的仅占 27%，多集中在机电、纺织等劳动密集型领域，制约了国际化发展。不过，像东非头部跨境电商平台Kilimall等部分企业竞争力强劲，通过本地化运营与数字化手段，在肯尼亚、乌干达等国布局 300 余服务网点，覆盖超 1 000 万用户，年交易额突破1.2亿美元。
（二）贸易商品结构与销售渠道体系
      长沙民营企业对非贸易商品结构鲜明，销售体系多元。出口机电产品占62%、纺织品占23%，是核心品类。中联重科智能工程机械凭借技术优势助力非洲基建；纺织品以高性价比满足当地需求。销售渠道方面，依托中非经贸博览会线下对接，借助 Kilimall 等电商平台线上流通。进口以咖啡豆、可可豆等农产品（占比为45%）和矿产资源 （占比为32%） 为主。“湘非商品双向流通”模式实现互利共赢。
（三）政策扶持与平台支撑体系
      湖南省政府高度重视中非经贸合作，出台《中非经贸深度合作先行区建设规划》等政策，在财政、金融等多方面发力，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激发企业积极性。同时搭建中非经贸合作研究会、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等平台，助力企业交流，提供市场信息，降低运营风险，提升贸易效率与企业竞争力[1]。
（四）贸易发展成效与提升空间
      近年长沙中非贸易枢纽地位渐显，2022年至2024年对非贸易额从85亿元增至196.5亿元，占全省四成以上。虽与深圳等沿海城市有差距，但提升空间大[2]。未来长沙可通过强化政策引导、优化营商环境等举措挖掘中非贸易潜力，助力民营经济在中非经贸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二、长沙民营经济参与中非贸易的主要问题
（一）贸易结构失衡：出口单一与进口低端化
      长沙民营企业中非贸易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是出口商品集中度高。机电产品占比超 60%，劳动密集型产品占23%，而服务贸易占比不足15%，远低于全国30%的平均水平。单一结构使企业抗风险能力薄弱。二是进口商品低端化。进口以咖啡豆 （45%）、可可豆 （22%） 等初级农产品和矿产资源 （32%） 为主，技术密集型产品近乎空白。“低端进口-高端出口”模式难以形成高附加值产业链，且长沙机电产品配套产业链不完整，企业多从事组装和初加工，对非洲市场需求把握不足，服务贸易开发程度较低。
（二）本地化能力不足：物流与售后的双重困境
      一是服务网点密度低。长沙企业在非洲服务网点密度仅为0.3个/104 km2，远低于深圳 （1.2个/104 km2） 和杭州（0.8 个/104 km2），售后服务响应迟缓，客户满意度欠佳。二是物流成本高。非洲物流基础设施薄弱，运输成本占商品价值的35% （全球平均水平为15%），如长沙至内罗毕货物运输平均耗时28天，成本达货值的40%。海外仓建设滞后，仅有12家企业设有海外仓，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同时，因缺乏熟悉非洲语言文化的本地化团队，企业融入当地市场困难重重。
（三）数字鸿沟制约：基础设施与技术应用的双重短板
      一是非洲数字基建落后。非洲部分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不足40% （全球平均水平为66%），物流跟踪、在线支付等数字化服务难以普及。二是企业数字化能力不足。长沙仅 28% 的民营企业具备数字化营销能力，智能物流系统覆盖率仅为 15%。企业对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储备不足，难以助力非洲提升数字化水平。跨境电商渗透率也较低，依托跨境电商平台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非贸易总额的32%，显著低于杭州（65%）和深圳（58%）。
（四）贸易形式单一：传统货物贸易的路径依赖
      长沙民营企业对非贸易以传统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新形式发展滞后。一是技术贸易几乎空白。新能源、农业技术等领域的技术输出占比不足 5%，远低于深圳的30%；二是离岸贸易发展滞后。长沙尚未开展大宗商品离岸交易，而上海自贸区离岸贸易额已占对非贸易总额的18%。政策支持不足与金融服务短板是主因，缺乏针对技术贸易和离岸贸易的专项政策，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覆盖有限，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
（五）专业人才短缺：国际化发展的核心瓶颈
      一是国际化人才匮乏。长沙民营企业中熟悉非洲市场、语言、文化的复合型人才占比不足12%，相关岗位空缺率达45%。二是人才培养体系不够完善。高校与企业合作机制不完善，缺乏定向培养“非洲通”人才的课程体系。非洲的多语言环境增加了企业招聘和培训难度，长沙企业具备国际市场经验的管理和技术人才占比不足20%，远低于深圳的45%，严重制约了企业国际化发展进程[3]。
三、沿海城市对非贸易经验借鉴及长沙提升路径构建
（一）沿海城市对非贸易发展经验
      1. 杭州模式：数字贸易与海外仓协同布局
      杭州依托阿里巴巴生态链资源整合优势，创新构建“数字贸易+海外仓”模式，推动对非贸易转型升级。该模式下，跨境电商交易额占杭州对非贸易总额的65%，成为核心增长引擎。通过“eWTP”（世界电子贸易平台）项目，杭州企业已在15个非洲国家建成23个海外仓，形成覆盖非洲主要市场的物流网络[4]。海外仓的设立大幅压缩配送周期、降低物流成本，显著提升了客户体验。
      2. 深圳模式：技术输出与本土化研发深度融合
      深圳通过政策引导，培育出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企业，技术输出占比超30%。例如，在对非贸易中，传音控股深入调研非洲市场需求，实施本地化研发战略，推出支持多语种、适配暗光环境拍照功能的智能手机，精准满足了非洲用户需求，还构建了完善的售后网络，占据了非洲智能手机市场40%的份额[5]。
      3. 上海模式：制度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升级
      上海依托自贸区制度创新优势，大力发展对非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28%。上海设立的中非技术转移中心，整合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资源，推动新能源、信息技术等领域的技术应用。例如，在新能源领域，上海企业与非洲多国合作建设太阳能、风力发电项目，既缓解非洲能源短缺问题，又实现技术与服务的双向输出。同时，上海自贸区在贸易便利化、金融创新等方面的制度突破，为企业开展对非贸易营造了良好政策环境，助力了服务贸易与技术贸易的快速发展。
（二）长沙对非贸易提升路径
      1. 优化贸易结构：从“商品输出”到“价值输出”
      一是发展服务贸易。可以设立“中非职业教育合作基金”，每年为非洲培养1 000名技术人才。要推动企业拓展工程咨询等全流程服务，如湖南建工集团通过此类服务提升了高附加值服务出口占比。同时要深化与非洲高校及职业培训机构的联合办学、师资培训合作。二是开拓东非高增长市场。应聚焦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区域，以湖南高创新能源埃塞俄比亚光伏发电项目为示范，加大新能源、农业技术合作，推动企业在非设立研发生产基地，强化市场调研，实现技术、设备与服务协同输出。
      2. 强化本地化能力：构建“非洲友好型”运营网络
      一是建设海外仓网络。长沙计划在非洲重点国家布局10个公共海外仓，预计将降低物流成本15%～20%。应借鉴Kilimall肯尼亚海外仓经验，整合本地物流资源搭建统一管理平台，运用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实现库存、订单、配送智能化。二是培育本土化团队。应该与非洲高校合作实施“中非人才联合培养计划”，每年输送50名本地化人才。依托高校间语言文化课程合作，在非开展员工技能与文化培训，建立激励机制，吸引本地人才。
      3. 数字赋能升级：打造中非数字贸易枢纽
      一方面，要优化跨境电商平台。可借鉴Kilimall模式，依托“中非跨境电商服务中心”升级系统，整合支付、物流、售后环节，开发多语言界面与多元支付渠道，建立多语种客服体系，并联动拼多多、抖音等引入智能选品等技术，力争 3~5 年将电商渗透率提升至 45% 以上。另一方面，要推广智能物流系统。应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货物全流程数据实时共享。
      4. 创新贸易形式：突破传统货物贸易的天花板
      一是探索技术贸易。应以设立“中非技术转移中心”为抓手，推动光伏、储能等新能源技术输出，同时加强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完善政策支持与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提升技术创新与输出能力。二是发展离岸贸易。应依托中非跨境人民币中心开展大宗商品离岸交易试点。在此过程中，需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离岸金融服务体系，深化与国内外金融机构合作，创新融资、结算、风险管理等金融产品与服务，为离岸贸易提供全方位金融支撑[6]。
      5. 人才引进与培养：构建国际化人才生态体系
      一方面，要依托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高校与企业共建“非洲通”人才基地，开设非洲语言、文化、经贸规则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课程，邀请企业专家参与教学，并加强与非洲高校学术交流，选派学生赴非实习，提升跨文化交流与实践能力。另一方面，要深化中非人才交流基金管理创新，通过基金资助企业人员赴非实地培训经贸规则与商业文化，通过完善基金制度，明确培训方向，强化效果评估与动态调整，培养兼具专业能力与市场洞察力的复合型人才。
      6. 政策保障与协同机制
      一是设立专项补贴基金。应针对企业开拓非洲市场及建设海外仓的初期投入，明确补贴流程与监管机制，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二是建立中非贸易“绿色通道”。应将审批时间压缩至30天内，推行数字化审批与信息共享，提升政务服务效率。三是构建政企研协同机制。应组建“中非经贸风险预警平台”，整合多方资源，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为企业提供风险预警与决策参考。参考文献
[1] 刘馨蔚.中非合作“深度”与“先行”并驾齐驱[J].中国对外贸易,2024(4):58-59.
[2] 杜鹃“.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非洲电子商务合作的现状、挑战及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21(4):35-39.
[3] 赵晨光.中非“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化建设述评[J].当代世界,2022(4):66-70.
[4] 唐丽霞,赵文杰.从偏见颇多到相对理性:国际话语背景下的中非经贸合作研究综述[J].区域与全球发展,2022(1):64-81.
[5] 黄梅波,段秋韵“. 数字丝路”背景下的中非电子商务合作[J].西亚非洲,2021(1):48-72.
[6] 谢朝阳.基于“一带一路”背景的中非跨境电商发展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21(16):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