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粤东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研究
杨淑媛　陈泳翰　吴肇霖
（韩山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广东 潮州 521000）

      摘要：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凭借其开放性与高效性，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本研究基于2012—2022年粤东地区4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及其内在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粤东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并主要通过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这一目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具有非线性特征，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存在差异。与此同时，农村居民的金融知识水平、政府财政投入以及出口规模等因素也会对农民收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应进一步对粤东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模式予以优化，将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加以完善；不断加强农村居民金融素养，深度融合数字金融与乡村产业，以更高效地推动乡村振兴。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乡村振兴；农民收入；产业发展；粤东地区
引言
      当前农村地区仍然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公共服务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1]。尽管政府日益重视农村金融发展，并提出了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融五大金融发展的方向，但传统金融模式仍然存在覆盖不足、排他性较强、成本较高等局限性[2]，使农村居民难以享受金融服务带来的红利。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破解这些困境提供了新路径。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的技术手段，不仅降低了融资成本，还能有效减少农村金融排斥，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数字普惠金融还能弥补农业农村投融资体系的短板，助推乡村振兴[3]。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在粤东地区深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理论上，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强金融服务的普及性与便利性，尤其在农村地区，可有效激活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潜力。这不仅有助于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还可催生创业、促进消费升级和发展乡村旅游等新兴经济形态，进而为农民增收提供多重路径。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一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粤东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通过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此外，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涉及技术普及、基础设施建设、居民金融素养提升以及政府政策支持等多重因素，其作用效果在不同发展阶段可能表现为边际效应递增或递减。换言之，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线性相关，而是可能在特定门槛水平下才会显现出更为明显的效应。基于此，进一步提出第二假设。
      H2：数字普惠金融对于粤东乡村振兴的推动作用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特征，其影响效果在不同阶段和环境下存在差异。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对粤东地区的农民增收的影响以及第二、第三产业升级的中介效应，本文构建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为减弱异方差性对估计结果的干扰，部分变量取自然对数转换。模型设定借鉴张林[4]的方法，其基本表达形式如式（1）~式（3）所示：

式中，lnINCit代表被解释变量，为粤东地区i市t年的农民收入增长；lnDFINit代表核心解释变量，为粤东地区i市t年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ERit代表中介变量，为粤东地区i市t年的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controlsit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EDUit、FSit、EXPit和FERit，分别表示粤东地区 i 市 t 年的受教育水平、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出口规模和第一产业发展情况；θi为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α为截距项；β1、β2、βj为估计系数。
      同时，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借鉴田霖等[5]的门槛回归方法，设定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为门槛变量，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ρ1为待估计的门槛值。
（二）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增长，采用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对数值lnINC作为农民收入增长的变量。自2013年起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统计口径调整虽带来部分差异，但基本能反映农民收入变化趋势。
      2. 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用由郭峰等[6]构建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lnDFIN表示，同时考虑覆盖广度 （COV）、使用深度 （DEP） 和数字化程度 （DIG） 三个维度，对各分项指数取自然对数后作为补充分析变量。
      3. 控制变量
      为排除其他因素对农民收入的干扰，本文引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一是受教育水平 （EDU），采用粤东地区 4 个地级市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单位是年；
      二是地方财政支出 （FS），采用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地方GDP的比例反映；
      三是出口规模 （EXP），采用 4 个地级市的出口总额来衡量，单位是亿美元，可用于反映外向型经济的影响；
      四是第一产业发展情况 （FER），以各市第一产业产值衡量，反映农业基础实力。
      4. 中介变量
      本文以第二、第三产业产值ER作为衡量乡村产业升级的中介变量，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作用。
      5.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涵盖 2012—2022 年潮州、汕头、揭阳及汕尾4市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统计年鉴及北大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中心。对于少量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予以补充，以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各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模型选择与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正式回归前，首先对各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检测。本文通过计算变量间的方差膨胀系数 （VIF），证明各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共线性问题。结果如表2所示，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平均VIF值远小于10，因此模型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参考一般学者的做法，在该模型设定中默认将检验直接效应的模型设定为固定效应模型。F检验与Hausman检验结果详见表3，结果均支持固定效应模型的选择。

      为进一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存在门槛效应，本文使用Stata17.0软件进行门槛回归方法检验，并设定抽样次数为300次。结果如表4所示。

      结果表明，单一门槛效应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双重或多重门槛效应不显著，说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一个临界值附近存在明显变化，存在着显著的单门槛特征。基准回归的结果如表5所示。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在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低于门槛值4.990 2时，第二、第三产业发展对农民收入促进作用较小，其系数估计值为0.000 1，在 1% 的置信水平上正相关。但在超过门槛值4.990 2 后，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情况的系数估计值为0.000 2，也在1%的置信水平上正相关，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不断深化发展，能够更好地通过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提升粤东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进一步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各子维度（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进行分项回归分析，发现其中部分指标对农民收入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甚至存在抑制现象，其原因可能在于农村基础设施和网络条件限制了金融服务的实际应用，且部分农户金融知识储备不足，难以充分利用数字工具。

      分析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居民受教育水平呈正向影响，也就是说高学历有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而地方财政支出如果偏向非生产性领域，则可能未能显著促进农民收入的增长；出口规模的扩大则可能通过带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增加就业机会，也对农民收入产生积极的作用；第一产业稳步发展亦有助于保障农民基本收入水平。
（二）影响机制分析
      从回归结果可得，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在推动粤东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起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后为深入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民收入，本文构建了中介效应模型。表6的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扩展，间接带动了农民收入的提升。这一中介效应进一步印证了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具有直接拉动农民收入的作用，同时也通过改善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多元化发展来实现农民收入增长的目标。

（三）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为避免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采用Bartik工具变量法构造工具变量。同时，还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 来针对模型展开稳健性的检验工作。其结果如表7所示。结果显示，在引入工具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的正向系数依旧显著，表明模型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和稳健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动粤东地区乡村振兴进程中的作用，得出以下结论：第一，在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通过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实现农民收入的间接提升；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二者之间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关联。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速推进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弥补粤东农村在信息技术及网络覆盖上的短板。应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优势，打造“数字＋金融＋产业”联动发展模式，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可获得性。
      二是推进粤东地区乡村区域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需强化乡村地区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强化农村金融知识的普及。针对农民普遍存在的金融素养不足的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应通过多渠道、多层次的宣传和培训，增强农户对数字金融工具的认知和使用能力，从而使其更好地享受数字普惠金融带来的红利。
      三是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产业发展效应。政府可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为农业及相关手工业提供低息贷款、技术指导等支持，也可以通过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形成集聚效应，推动第二、第三产业的融合发展。另外还应在加大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入的同时，注重对农业科技、农村教育和健康等领域的资金保障，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水平。
      四是完善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应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鼓励粤东地区与周边省市在信息资源共享、产业对接等方面开展合作，实现区域间共同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 杨明月,戴学锋.乡村振兴视域下全域旅游促进共同富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23,45(3):11-16.
[2] 葛永波,陈虹宇,赵国庆.金融排斥视角下非农就业与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研究[J].当代经济科学,2021,43(3):16-31.[3] 王姣.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2022(8):114-116.
[4] 张林.数字普惠金融、县域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财经问题研究,2021(6):51-59.
[5] 田霖,张园园,张仕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 GMM 及门槛效应的检验[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8(3):25-38
[6] 郭峰,王靖一,王芳,等.测度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编制与空间特征[J].经济学（季刊）,2020,19(4):140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