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包模式下宁波创意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金佳儿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0）

      摘要：众包模式的实践应用，推动宁波市创意经济呈现创意市场深度开放化、创意资源整合协同化、创意产业生态多元化的特征，但同时也暴露出内生动力不足、产业聚变效应不明显等短板。为此，应通过打造专业化平台、数字技术赋能、优化资源整合、聚焦细分领域等方式，构建众包模式下的创意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关键词：众包模式；创意经济；发展路径
引言
      创意经济是以创意和文化为核心,通过跨越组织边界促成不同行业及领域的重组与合作（Andy C. Pratt，2011）。数字经济发展浪潮中，创意经济成为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城市正在利用文化和创造力为其“产出”增加新的价值，并通过其创造力标签和品牌战略来区分自己[1]。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启动，使创意城市的理念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创意城市的特点便是形成了创意产业集群。
      随着大众沟通成本的大幅下降，众包模式在对企业传统创新模式的反思中兴起，正以其独特的优势改变传统的工作和创新方式。众包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由大众自主参与完成产品或任务的设计、生产等环节，借助互联网将任务分发给大众以实现问题求解，具有跨地域、低成本的优势，可满足对海量数据快速处理的需求。Howe[2]（2006）认为一个众包系统应由发包方、接包方和平台三类主体组成，并指出典型的众包过程包括：（1）企业确定任务并借助众包平台将其分发给网络大众，并制定奖励标准；（2）大众独自或协同完成任务；（3）个体或团队反馈成果，企业通过平台对其质量进行评估。
      宁波作为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其创意经济呈现出“制造业根基深厚、文化底蕴多元、开放程度高”等显著特点。众包模式的兴起，使宁波中小企业能够以更低成本获取高端创意服务，也为本土创意人才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展示舞台，有效激发了创意经济的发展活力。
一、众包模式下宁波市创意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创意产业定义的边界，包括但不限于艺术品市场、传媒业、设计业、广告业、文学艺术创作等文化创意领域，同时涵盖与创意融合的旅游体验、教育服务等衍生业态。众包模式通过整合多方资源、聚集多个参与主体，使任务执行具备灵活性和模块化特征，推动创意经济呈现开放化、协同化、多元化的特性。
（一）创意市场深度开放化
      寻找超越低成本、标准化或简单功能的产品是创意经济的核心。近年来，宁波市依托自贸区建设和数字化技术，大幅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涌现了一批具有特色的创意产业园区，如新芝8号创意园、镇海的创e慧谷等。这些园区汇聚了大量创意企业和创意人才，为宁波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载体。截至2020年年底，宁波市已有市级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培育园区共计69个，这些园区集聚了近万家文化企业，总产值达300余亿元。
      此外，宁波积极推动国际化发展，与全球创意市场接轨。例如，宁波国际设计周已成为国内外设计师交流的重要平台，吸引了来自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设计师参与；政策层面，宁波市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创意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优化营商环境。
（二）创意资源整合协同化
      为了加速整合全球的创意资源和人才，宁波打破地域和组织界限，通过校企合作、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汇聚多样化的创意和解决方案，加速创意产品的研发和创新服务的推出。
      服装产业作为宁波的重点培育优势产业之一，面对不断升级的消费和更高的审美要求，积极引进和培养时尚设计人才，提高产品附加值。由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与宁波博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共建的产学研实践基地博洋学院，搭建了“产业园+产业学院+研究院”的产教融合综合体，探索校企联合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新模式；政府牵头推出“服装产业大脑”，汲取全球力量，贯通产业链、供应链、资金链、创新链四链，全方位赋能中小企业。
（三）创意产业生态多元化
      互联网的发展助力使得包含设计师、艺术家、技术专家在内的各业人士的合作成为可能，推动了文化创意、数字内容与多个领域的跨界协同发展，使得创意产业生态日益多元化。
      宁波正利用文化和创造力促进各行各业的深度融合，为其“产出”增加新的价值，并通过其创造力标签和品牌战略来区分自己。以工业创意经济方面为例，由京东众筹与当地政企携手打造的“京东众创产业基地”打造了集投融资、众创众筹、产品孵化、产业化平台、配套服务等多板块于一体的服务类产业基地。截至2024年年底，宁波全市已有112家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成为带动全市12万家制造业企业“智改数转”的“火车头”。
二、宁波市创意经济发展路径创新的必要性
（一）内生动力不足
      首先，创意人才短缺仍然是制约创意经济发展的瓶颈。宁波市对创意人才的引进政策仍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存在差距，产业园区的政策也更注重吸纳企业入驻，而非强化对人才的服务力度，创意产业因此难以实现实质性突破与跨越式发展。其次，产业园区存在管理效能不足的问题，以收取租金为核心收益的现象较为普遍。园区服务内涵有待深化，对初创企业及小微企业的孵化培育、融资支持等关键服务重视程度不足。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层面，产业园区监管力度薄弱，企业创意成果面临较高的仿制风险；部分企业倾向于放弃自主创新，园区的创新活力遭到进一步削弱。最后，监督机制不够健全，未构建起完善的标准评价指标体系，制度层面缺乏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园区发展缺乏系统性引导。
（二）产业聚变效应不明显
      一方面，产业园区的建设存在盲目跟风现象，多数项目仅停留在简单的招商阶段，产业园区之间的同质化竞争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各产业园区在空间规划与功能设计层面均不同程度存在短板。多数园区未能构建科学的产业布局体系，入驻企业业务重叠度高，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使得园区难以构建涵盖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市场推广及专业服务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条，严重制约了产业集群的规模化发展进程。在配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创业孵化、中介咨询、文化金融、人才培训及成果展示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滞后。此外，由于缺乏行业龙头企业的引领，园区内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难以通过规模化生产与集中采购形成成本优势，进一步加剧了企业运营负担。
三、众包模式下宁波创意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一）打造专业化众包平台，赋能小微创新主体
      宁波市应搭建以用户为中心的专业化创意众包平台，聚合分散的个体或组织[3]。首先要建立以“需求定义与标准化—资源匹配与任务分发—协同创作与过程管理—成果交付与价值转化—生态优化与迭代”为框架的工作流程，围绕创意供需两端展开，实现多方主体的分布式协作：由企业或个人提交需求后，通过平台将模糊的创意转化为可执行的众包任务；平台通过智能匹配与推荐，精准连接供需双方，激活分布式创造力；平台跟进创作过程管理，保障协作的效率与质量；最后将创意结果进行市场推广并反馈迭代，打通创意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
（二）以数字技术赋能，提升产业链效率
      宁波市应通过深度融合 AI 算法、大数据分析、区块链等前沿技术，助力构建数据驱动的数字化平台生态。可以通过部署智能匹配算法，实现对上下游企业的创意需求特征与接包方的能力标签的智能解析，打破信息壁垒，精准、快速对接供需双方。例如，将传统制造业与创意设计结合，构建“云工厂”体系，接包方通过平台提交创意，平台自动匹配本地供应链资源，实现从设计到打样到量产的全流程数字化协同，降低试错成本。利用区块链技术搭建版权存证与交易溯源系统，保障创意成果全生命周期的权属安全；借助大数据分析模型，对平台内海量创意项目数据进行挖掘，识别产业趋势与资源缺口，为政府政策制定、企业战略规划提供数据支撑。
（三）优化资源整合，构建创新生态体系
      宁波市要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深化“政产学研用”协同模式，通过出台专项扶持政策[4]、设立创意经济发展基金等方式建立产学研机构联动机制，引导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共建众包创新实验室，推动设计、技术、市场等多领域资源共享。在此基础之上，应以制造业与文创企业的深度融合为突破口，搭建数据共享平台，整合劳动力、技能和设备等多元资源，构建生成跨行业资源池。
（四）聚焦细分领域，打造垂直众包标杆
      宁波市应基于本地产业升级需求与文化资源优势对创意市场进行细分，规避“大而全”众包模式引发的资源分散、供需匹配效率低下等状况[5]。应立足宁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地域文化底蕴与“中国制造 2025”试点城市的产业基础，深度挖掘工业设计、海丝文化创意、时尚纺织设计等特色领域。例如，依托宁波深厚的海洋文化与港口资源，建设“海丝文创众包平台”，围绕航海主题 IP 开发、港口文旅产品设计等细分赛道，吸引全球创意人才参与。
      与此同时，要推广“全民共创”的创新文化，形成激发众包活力的软性支撑。政府可联合高校、企业与社区，开展“创意宁波全民挑战赛”“众创孵化营”等系列活动，通过降低参与门槛、提供基础培训支持，鼓励学生、自由设计师、制造业从业者等多元群体投身众包创新[6]。同时，应由多方协同建立“创新容错机制”，针对未成功落地却具备创新性的众包方案，通过给予政策优惠、对接创业资源、提供市场推广渠道等方式予以支持，并将失败案例录入平台知识库，为行业提供经验借鉴。
四、结语
      创意产业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众包模式凭借开放协作、资源整合和分布式创新等特点，能够有效弥补宁波创意经济内生动力不足、产业协同效应弱等短板。众包平台围绕创意供需两端展开，通过技术赋能和政策支持，满足不同主体的个性化需求，将众包模式融入宁波市创意经济的发展中，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PRATT A.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the creative city[J]. City,CultureSociety.2011(2):123-130.
[2] HOWE J.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J].Wired Magazine,2006,14(6):1-4.
[3] 门玉英,吴燏,高麟娜,等“. 互联网+科技服务”发展模式研究及其对湖北科技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的启示[J].中国科技资源导刊,2022,54(6):101-108.
[4] 毛丽娟,浩布尔卓娜.数字经济时代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研究[J].黑龙江社会科学,2020(2):56-60.
[5] 严杰,刘人境,刘晗 . 国内外众包研究综述[J]. 中国科技论坛,2017(8):59-68,151.
[6] 张绍丽,郑晓齐.科研众包网络模式创新及其实现路径[J].中国科技论坛,2016(9):5-10,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