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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结构耦合研究——法经济学视角
 

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结构耦合研究——法经济学视角
王洋
作者简介:王洋(1980.10-),男,汉族,安徽寿县人,硕士研究生,正高级工程师,工作单位:航天科技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民商法学、公司治理等
    【摘要】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是公司治理领域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尤其对国有企业而言,其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融合机制被赋予了新的法律内涵。本文从法经济学视角探讨国有企业中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结构耦合逻辑,分析两者在权力配置、运行机制、价值目标等方面的动态互动关系,构建理论框架,提出优化路径,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理论支撑与可行方案。
    【关键词】国有企业;政治治理;法人治理
    一、研究背景
    (一)制度背景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其治理机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政企合一”到现代企业制度的转型。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体现了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的统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出台《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关于中央企业在完善公司治理中加强党的领导的意见》等文件,提出“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等改革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则通过法律形式将改革成果固化,规定党组织在国企治理体系中的领导作用,标志着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融合进入制度化阶段。
    (二)理论背景
    国有企业兼具“经济组织”与“政治组织”双重属性。从经济学视角看,传统法人治理强调通过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权力制衡机制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从政治学视角看,政治治理要求党组织通过政治领导、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确保国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方向。两种治理逻辑的差异导致实践中时常出现张力,过度强调政治治理可能弱化企业市场主体地位,降低决策效率,片面追求法人治理又可能偏离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如何在制度层面构建二者的耦合机制,成为国有企业治理理论的重要命题。
    (三)现实背景
    尽管政策与法律层面不断改革,但国企治理实践仍面临结构性挑战。部分企业存在“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流于形式”“董事会决策与党委会意见冲突”“经理层市场化选聘机制不健全”等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虽确立了党组织的法定地位,但未对具体实现路径作出细化规定,实践中存在操作层面的模糊空间,亟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系统研究国有企业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耦合机制,为国企改革实践提供可行方案。
    二、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双重变革
    (一)政治治理的法定化
    国有企业治理需要理论证成与实践进路相结合,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党的领导与公司治理的有机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党组织“研究讨论公司重大经营管理事项”,成为公司重大决策的前置程序,实现了党内政策与国家法律的衔接。目前,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三重一大”事项必经党组织前置审议,确保决策与国家战略保持一致。这一变革标志着党组织的“显性治理”,成为法人治理的法定组成部分。
    (二)法人治理结构的市场化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对传统治理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一是董事会中心主义强化:股东会职权部分下放至董事会,董事会可经授权行使发债等职权,形成“法定职权+ 章程授权”的复合决策模式。二是监事会灵活化:监事会/ 监事不再是必设机构,企业可选择由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行使监督职能,但需解决内部监督独立性问题。三是职工代表规则优化:董事会职工代表设置标准从“国有属性”转向“职工人数”,更贴近市场化需求。
    三、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结构耦合机制及其挑战
    (一)结构耦合机制的核心逻辑
    制度设计的双重嵌入。政治治理嵌入法人治理: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实现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促落实”的功能。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与董事会决策流程的衔接,形成“政治把关-市场决策”的闭环。法人治理反向强化政治功能:通过公司章程明确党组织治理地位,将党建要求写入治理规则,使现代企业制度成为落实党的领导和国家战略的载体。
    权责配置的动态平衡。决策权分层耦合:党组织侧重战略方向、干部人事和廉洁监督,董事会负责商业决策和风险管控,形成“政治安全阀-经济发动机”的协同机制。监督体系整合:纪检监督与审计监督的融合,构建党内监督与公司治理监督的复合网络。
    目标函数的协同优化。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的兼容:通过绩效考核指标的双向加权,破解“政策性亏损”与“市场性逐利”的矛盾。长期战略与短期绩效的协调:党组织在科技创新、海外投资等长周期项目中发挥战略定力作用,对冲资本市场的短期主义倾向。
    (二)实践中的结构性挑战
    治理主体的角色张力。决策权边界模糊: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与董事会决策的权责清单尚未完全法定化、清晰化,存在“过度干预”或“形式化过会”的两极化风险。治理效能损耗:交叉任职可能导致决策者角色冲突,降低决策效率。
    制度运行的成本难题。双重决策程序的时间成本:重大事项需经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办公会等多层次审议,可能错失市场机遇。监督重叠与盲区并存:纪检、审计、监事会等多头监督易导致重复检查,而对混改企业中的非公资本监管存在一定程度制度盲区。
    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挑战。选人用人机制困境:党管干部原则与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的兼容性难题,突出表现在薪酬体系和退出机制方面。资本结构多元化带来的治理挑战:引入战略投资者后,非国有股东对党组织介入商业决策的接受度差异可能引发治理摩擦。
    国际规则适应性考验。在国际化经营中,既要遵守东道国公司治理法律,又要坚持党组织在海外分支机构的治理权威,存在合规性挑战。ESG(环境、社会、治理)框架下,如何将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转化为国际资本市场可理解的治理语言,尤为迫切。
    四、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构建
    (一)理论根基:法经济学核心范式的融合
    制度经济学的嵌入性视角。双重制度逻辑:可将政治治理视为国家层面的“强制性制度”,法人治理视为市场层面的“诱致性制度”,二者的耦合本质是制度互补性与替代性的动态平衡。交易成本理论扩展:政治治理通过降低政策执行中的代理成本,法人治理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形成“政治-市场”双轨成本优化机制。
    产权理论的中国特色重构。剩余控制权分割:党组织掌握“战略剩余控制权”,董事会掌握“经营剩余控制权”,形成产权配置的“政治-经济”二元结构。公共产权与私人产权的兼容:国有资本“全民所有”属性与法人财产权独立性的张力,需通过治理契约,实现权利义务的再平衡。
    契约理论的非完全性突破。隐性政治契约显性化:将党对国企的领导权从政治承诺转化为法律化治理条款,填补正式契约的“政治空白”。关系契约的动态执行:党组织与董事会通过长期互动形成默认规则,弥补正式治理规则的刚性缺陷。
    (二)核心命题:耦合机制的经济理性
    政治嵌入的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当党组织决策介入度超过临界值,市场激励机制扭曲导致的效率损失将超过政治风险防控收益。
    治理契约的二元帕累托改进。通过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权重优化,实现社会福利与企业价值的同步提升。监督资源的规模经济效应。党内监督与法人监督的协同可降低监督成本,但需警惕监督权过度集中引发的寻租风险。
    (三)分析维度:法经济学的四重解构
    从产权配置、契约执行、交易成本、激励相容四个维度进行解构(见表1)。


    (四)动态演化机制: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初始条件锁定效应。历史形成的“党管企业”传统持续影响现代治理结构设计,导致法人治理工具的政治化改造倾向。
    适应性效率驱动。根据外部环境变化调整耦合强度,经济下行期强化党组织在稳就业、保供应中的决策权重,技术革命期扩大董事会在创新投资中的自主权。
    治理工具升级赋能。数字技术推动治理效能提升,决策程序的数字化留痕与存证,大数据监测政治经济目标协同度。
    五、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耦合路径再思考
    (一)制度创新助力治理效能提升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需要通过党组织、董事会、经理层等治理主体协同运作的治理架构,构建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决策机制。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耦合需通过制度设计,平衡成本与收益,提升治理效率。制定国有企业治理权责清单指引,进一步明确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法律边界。健全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三重一大”制度,明确决策范围与流程。构建差异化授权机制,根据企业类型、规模、行业特性等差异化配置权责,公益类国企强化政治目标权重,商业竞争类国企提高市场化耦合弹性。
    (二)数字技术赋能结构耦合协同
    结构耦合存在“倒U 型曲线”,适度的政治嵌入可提升治理效能,过度耦合会导致市场机制扭曲,存在最优耦合区间。开发“党建-治理”数字化协同平台,实现决策流程的线上穿透式监管。试点“治理效能评估体系”,量化分析政治治理与法人治理的耦合效率。开发“耦合度智能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党组织会议与董事会议题重合度、决策时滞等关键指标。运用大数据分析党建与经营的关联性,优化考核指标体系。
    (三)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复合激励
    通过事前的企业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有效激励所有者和管理层;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而言,激励包括政治激励、经济激励和声誉激励等。企业层面,实施“政治信用积分制”,将党建考核结果转化为融资便利度、政策支持力度等经济激励。高管层面,着力培养“政治-经济”双胜任的复合型治理人才,建立国企高管政治能力测评体系,实施“薪酬包+ 政治晋升”复合激励,与党建KPI、经济绩效深度绑定。
    (四)本土化与全球化治理话语重构
    将国有企业“党组织前置研究讨论”等中国制度转化为ESG 框架下的“战略治理优势”指标。积极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有企业本土化与全球化的治理对话,将中国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可理解的治理语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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