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特征
朱颖琛  

      【摘要】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其与基本公共服务的深度融合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共服务质量开辟了新路径。本研究基于 2014 -2023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协调程度逐年提高；在空间上呈现出“东高西低”的梯度差异，东部地区领先优势明显，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稳步提升，但数字创新模块有待加强。   
      【关键词】基本公共服务；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化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产业经济向数字经济的转型，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带来了新机遇。目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布不均衡，东西部两极分化明显。但随着 5G、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普及，传统公共服务供给的壁垒被打破，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精准化水平，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迈入全新阶段。因此，科学评估两者耦合协调关系的时空演化规律，对于优化资源配置、缩小区域差距、实现数字赋能公共服务的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现有研究，国内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两者的互动关系。胡志平和苏子涵认为，数字技术突破时空和资源限制，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便利性；数字技术赋能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改进其供给效率，加快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通过强化数字治理、驱动数字创新，将数字产业转化为产业数字化，并嵌入教育、医疗、文化、城市治理等领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数据化，进而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然而，数字经济对中西部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质量的影响存在差异，且数字经济在东部中心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更低。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 2014—2023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从时序变化和空间演进双重视角，揭示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特征，为政府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依据。
一、研究方法及评价指标选取
      （一）区域划分与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 2011 年出台的《东西中部和东北地区划分方法》文件，将我国的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四大地区。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年度统计公报，部分数据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公开信息补充。采集数据时优先采用同一统计年鉴的数据，以确保口径一致与时间连续。
      （二）评价指标体系
      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发展体现为两种体系的相互渗透与协同演进。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提质增效注入新动能，公共服务的普惠性需求也为数字经济拓展了应用场景与市场空间，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基于二者协同发展的作用机制与内涵特征，综合考虑数据可行性、要素完整性与实操性，遵循科学性和合理性原则，借鉴现有研究成果，并结合各省实际情况选取相应指标。
      本文结合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和指标间的关联性，从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文化和公共环境 5 个维度评价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数字经济研究方面，借鉴现有成果，基于其发展历程，从数字基础、创新与驱动 3 个维度选取 14 项指标测度其发展水平。
      （三）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熵值法分别测度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值分别记为 U1、U2。然后通过耦合协调度模型对系统间的协同水平进行量化分析：

      D12 表示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取 值 0–1；α 和 β 分 别 为 两 系 统 的 贡 献 系 数， 满 足α+β=1。参考已有研究，取 α=β=0.5。依其数值分布划分为 5 个协调等级，D 值区间（0.0,0.2）为严重失调，[0.8,1.0] 为高度协调，中间三级从差到好依次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和中度协调。
二、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
      通过表 1 可以看出，从全国均值来看，耦合协调度由 2014 年的 0.390 提升至 2023 年的 0.519，整体跨越了从中度失调向初级协调的转变。这表明在研究期内，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之间的协同关系逐步增强，两者融合发展取得初步成效。东部地区的耦合协调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23 年达到 0.594，接近中度协调区间，显示出较强的系统协同能力。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全国及各地区协调度均出现显著跃升，尤其是西部地区协调度高达0.665，明显高于其他年份。这一异常值可能与该年度政策推动、数据统计口径调整或重大数字基建项目集中落地有关，需结合具体政策背景进一步分析。

      （二）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空间演化分析
      从图 1 整体的时空演化形态，中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在 2014-2023 年间，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程度持续提升，从空间格局来看，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梯度分布特征。动态演进趋势方面，2014 年多数省份为失调状态，2023 年趋于协调的省份数量显著增加，表明数字技术与公共服务的融合度提升。西部地区在政策驱动下协调度增速明显（如四川、重庆），但受基础设施薄弱制约，部分省份改善有限。区域对比显示，东部依托经济与技术优势，形成“高协调—高溢出”效应，2023 年广东、江苏等省份耦合协调度突破 0.7，进入基本协调阶段，中部协调度稳步提升且内部差异较小，但数字创新动能不足制约其向更高等级跃迁，西部增速显著但基础薄弱，区域分化明显，四川等中心城市带动作用突出，边缘省份仍处失调边缘，东北传统产业转型滞后导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基于 2014—2023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系统考察了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
      第一，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从 2014 年的失调状态提升至 2023 年的协调状态，表明二者逐步从磨合阶段转向协同发展。东部地区凭借经济与技术优势领先；中部地区协调度稳步提升；西部地区在政策推动下增速明显，但部分省份仍处于失调状态；东北地区协调度提升缓慢，长期低于全国均值。
      第二，空间格局呈现“东高西低、南强北弱”的分布特征，西部和东北地区则相对滞后。区域内部差异虽有所缩小，但省际分化依然显著，数字经济的区域溢出效应有限。
      （二）建议
      第一，以东部地区协同发展带动全国耦合协调度提升。东部地区作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高地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领先区域，其技术、资本和人才优势显著。为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国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耦合协调度的整体提升，首先，要强化东部地区的引领作用，总结东部地区在数字政府建设、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领域的成功模式，形成可复制的标准化方案，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推广。支持东部发达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建设国家级“数字公共服务创新中心”，探索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应用，形成示范效应。
      第二，强化跨区域协同治理。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的协调发展涉及多地区、多部门的复杂互动关系。应从区域间产业与技术的协作入手，由东部省份牵头，联合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共建数字经济产业园区、孵化基地，促进技术转移和产业协同。同时，鼓励东部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向中西部输送数字化专业人才，提升当地公共服务数字化能力。另一方面，还应关注省域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与数字经济协调性的差异。例如，海南、福建等位于东部高融合地区，但它们的耦合协调度低于东部均值，需要进一步分析其原因，强化跨区域合作机制，最终实现高质量发展格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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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陈梦根 , 刘毓珊 , 张乔 . 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04):8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