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构建与检验

混合所有制改革下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体系构建与检验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后“混改”时代农村商业银行治理能力提升机制与路径研究，20YBA143 梁曙光 王红　 作者简介：梁曙光（1974-），男，汉族，湖南长沙人，本科，高级会计师，长沙晚报社，研究方向：财务管理 王红（1974-），女，汉族，湖南邵阳人，博士，湖南农业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绩效评价、可持续发展     【摘要】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机制改进提供了主要途径，治理效能的科学评价成为检验改革成效的重要参照。本文基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制度逻辑，构建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明确核心概念与理论依据；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监督机制、经营绩效五个维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 熵值法组合赋权确定指标权重；通过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开展实证检验，结合稳健性检验验证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可靠性。本文的目的在于为农村商业银行在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提高治理效能提供理论上的借鉴和实践上的启示，丰富农村金融机构治理评价的研究角度。     【关键词】混合所有制改革；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体系；实证检验     引言     农村商业银行是农村金融体系的中心支柱，它在服务“三农”、助力乡村振兴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传统的产权结构单一、治理机制僵化的缺陷限制了其治理效能的提高，不能适应新时代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的要求。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各种资本主体、改善股权结构、重组治理架构，是解决治理困境的一种途径。在此背景下，建立科学的、系统化的治理效能评价体系，准确地衡量改革对它治理水平的影响，可以对改革的方向作出判断，促进银行的高质量发展。当前对金融机构治理效能评价大多集中于大型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背景下对农村商业银行的专项评价体系还不健全，存在指标设计缺乏针对性、权重确定主观性较强等问题。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视域下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体系的理论框架     （一）核心概念界定     农村商业银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在于引进国有、民营、战略投资者等多种资本主体，打破单一产权结构，构建起优势互补、相互制约的股权结构，改善公司的治理机制，提高经营质量，核心是以产权多元化推进治理规范化。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指的是在混合所有制产权结构的基础上，银行治理架构各主体履行职责，实现决策科学、监督有效、运营高效、风险可控的综合能力，评价既要考虑治理过程的规范性又要考虑结果的有效性，还需体现支农支小的普惠金融导向，实现商业可持续性和社会责任履行的统一。     （二）理论依据与模型构建     委托代理理论为治理效能评价提供依据，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引入多元股权造成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可以缓解由于所有权缺失而造成的委托代理失衡，降低管理层道德风险。产权理论给股权结构维度指标的设置提供支持，产权多元化、明晰化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扩展了评价的范围，要兼顾存款人、借款人、监管机构等各方面的利益。根据以上理论，本文建立起多元股权融合、治理机制优化、治理效能提升的理论模型，以多元股权融合为前提，用股权集中度等指标来体现；以治理机制优化为核心，包含董事会决策等内容；以治理效能提升为结果，用经营绩效等指标来衡量，三层递进。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视域下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一）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体系的建立要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动态性与针对性相统一的原则。科学性原则要求指标设计以成熟理论为基础，可以客观地反映出治理效能的主要内容，不能有主观臆断；系统性原则规定指标体系要包含股权结构、治理过程、治理成果等各方面的内容，构成完整严密的逻辑链条，全面表现治理效能的全部面貌；可操作性原则要求选取的指标要有明确的量化标准，数据可以从银行年度报告、监管统计数据中得到，保证评价工作顺利进行；动态性原则考虑到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阶段性的特点和农村金融市场的改变，指标体系需要有一定的调整空间；针对性原则在于针对农村商业银行的县域属性以及支农定位来设定指标，指标的设计要体现出它的差异化发展需求，不能用大型商业银行的标准进行衡量。     （二）具体评价指标设计     根据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要求和农村商业银行的治理特点，从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监督机制、经营绩效五个方面来设定15 项具体评价指标，从而形成一个层次分明、全面覆盖的评价指标体系。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求与农村商业银行治理特点，从五个维度设计15 项具体评价指标，构成完整评价体系。股权结构维度含3 项指标：股权集中度（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股权制衡度（前十大股东中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股东性质多样性（不同所有制股东数量与股东总数量的比值）。     董事会治理维度含3 项指标：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成员总人数）、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人数与董事会总人数的比值）、董事会会议频率（年度召开董事会会议次数）。管理层治理维度含3 项指标：高管薪酬激励机制（高管薪酬与经营业绩挂钩系数）、管理层持股比例（核心管理层持股数量与银行总股份数的比值）、管理层稳定性（1 减去核心管理人员年度变动人数与核心管理人员总数的比值）。     监督机制维度含3 项指标：监事会规模（监事会成员总人数）、监事会会议频率（年度召开监事会会议次数）、外部审计质量（审计意见类型与审计机构资质等级的乘积，标准无保留意见记1，其他记0）。经营绩效维度含3 项指标：资产收益率（净利润与平均资产总额的比值）、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余额与贷款总余额的比值）、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与二级资本之和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     （三）指标权重确定方法     为保证指标权重既具有主观性又具备客观性，采用AHP- 熵值法和加权平均法相结合的方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采用AHP 层次分析法来确定主观权重，用建立递阶层次结构的方式，召集金融领域的专家和农村商业银行治理实务人员对各个维度以及各个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两两比较，构建判断矩阵，经过一致性检验之后得到各个指标的主观权重，充分体现出专家的经验和行业实践的需求。熵值法用来确定客观权重，根据指标实际的数据分布特性，利用计算指标熵值的方式来体现它的信息效用价值，熵值越小，指标的区分度就越高，权重也越大，避免主观臆断对权重分配造成影响。最后用线性加权法合成综合权重，公式为：wi=αwi1+(1-α)wi2：其中wi 为第 i 项指标的综合权重， wi1 为 AHP 法计算出的主观权重，wi2 为熵值法计算出的客观权重，α为权重系数（取值 0.5），实现主观判断和客观数据的有机结合，提高权重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视域下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的实证检验     （一）实证模型构建     为检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的影响，本文选取2018—2025 年我国县域农村商业银行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报告》、各农村商业银行年度报告、国泰安（CSMAR）数据库及对应县域统计年鉴，在剔除数据缺失、异常样本后最终形成有效观测样本。基于上述样本，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以治理效能综合得分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混改程度为核心解释变量，将银行规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作为控制变量，模型如下：     其中，Y 为治理效能综合得分（基于前文评价体系及组合赋权法计算）；X1 为混改程度（股权性质多样性、股权制衡度合成指数）；X2 为银行规模（总资产取对数）；X3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所在县域GDP 增速）； 为常数项，为回归系数， 为随机误差项。变量详情如下表：     （二）实证结果分析     基于前述样本与回归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核心解释变量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X1）的回归系数为0.32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混合所有制改革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率，与理论预期相符。多元资本引入有助于优化银行股权结构，构建有效的股东制衡机制，缓解传统产权结构下的委托代理问题，推动董事会、管理层与监事会规范履职，进而提升治理效率。     控制变量中，银行规模（X2）的回归系数为0.189，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规模更大的农村商业银行在治理体系完善度、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具备优势，治理效能相对更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X3）的回归系数为0.153，在10%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优良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能够为农村商业银行营造稳定的经营基础，有利于治理效能的提升。     从细分治理指标来看，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激励机制、外部审计质量等指标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对治理效率提升具有显著驱动作用，同时也验证了本文所构建的治理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具备合理性与针对性。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与调整样本区间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稳健性检验。首先将混合所有制改革程度的衡量指标替换为混改完成虚拟变量（完成改革赋值为1，未完成改革赋值为0），重新进行回归检验；其次在原有2018—2025 年样本区间内剔除异常值样本，再次进行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混改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29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实证结果的方向和显著性一致；在剔除异常值后的回归结果中，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实证结论稳健可靠。上述检验表明，本文构建的评价体系能够有效衡量农村商业银行治理效能，混合所有制改革对治理效能的提升作用具有普遍性和稳定性。     四、结语     在农村金融深化改革和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的背景下，混合所有制改革为农村商业银行打破治理困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构建包含股权结构、治理机制和经营绩效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以及实证检验的方法，证明多元资本融合可以改善股权制衡状况、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健全激励约束制度，从而提高治理效率。研究结论不但证明了产权多元化对于农村金融机构治理现代化的正向促进作用，也为政策制定者优化农村金融资源配置、监管机构构建差异化的治理监管方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启发，对推进农村商业银行服务实体经济、履行普惠金融责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高铎, 马云飙. 银行能提前识别企业错报财务信息吗——来自某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数据的证据[J]. 会计研究,2025,(10):32-43. [2] 王永福. 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企业融资能力的关系分析[J]. 现代商业,2024,(23):168-172. [3] 苏继影, 谭小芬, 王雅琦, 等. 银行业开放与企业债务期限结构[J]. 金融评论,2024,16(05):47-68+148-149. [4] 陈淑粤. 个人所得税混合制改革中的困境与路径研究[D]. 中南大学,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