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 ESG 体系构建与评价机制研究

蔡汉青

      【摘要】随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和国内“双碳”目标的推进，ESG 已成为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工具。本文提出“制度、组织、执行、评价”ESG 体系构建框架，经案例分析，国有企业的 ESG 体系建设呈现出政策驱动与市场化目标的双重特征，其核心在于融入战略决策、嵌入业务流程、挂钩考核激励。当前国有企业 ESG 建设仍面临战略认知不足等困境，需从战略引领、数据赋能、机制完善、激励强化等路径优化。
      【关键词】国有企业；ESG；体系构建；评价机制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及思路方法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全球化经济格局下，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共识，环境、社会和治理（ESG）理念迅速发展。国际上，可持续准则理事会（ISSB）发布可持续披露准则（IFRS S1 和 IFRSS2），欧盟构建强监管体系，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发布气候相关信息披露规则；国内，国务院国资委出台央企社会责任指导意见，财政部构建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沪深北交易所发布并实施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  
      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中坚力量，在 ESG 建设中承担着双重使命。一方面，作为政策执行的先行者，要积极响应国家“双碳”目标愿景和新质生产力内涵，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需通过 ESG 实践提升企业竞争力、优化风险管理、实现价值创造。当前，国有企业 ESG 体系建设处于探索阶段，面临政策驱动与市场导向平衡、ESG 理念与日常运营融合、科学评价与激励机制构建等难题。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采用制度分析与案例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先梳理 ESG 体系构建理论基础与核心要素，提出“制度、组织、执行、评价”分析框架；再选取中国海油、华建集团、天玛智控三家典型上市公司做分析实践探索；最后归纳现实困境并提出优化路径。
二、ESG 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与核心要素
      （一）ESG 的内涵演进与理论基础
      ESG 理念从企业社会责任（CSR）演进而来。早期的 CSR 多被视为慈善行为，ESG 则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价的指标体系，成为企业非财务绩效重要衡量标准。
      其构建有深厚的理论支撑。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需要平衡多方需求，与 ESG 强调的兼顾股东利益与社会公益的理念高度契合；信号传递理论指出企业通过披露 ESG 信息可缓解信息不对称，增强投资者信心；组织合法性理论强调企业满足社会期望是生存的重要前提，面临外部监管压力时会履行环境和社会责任维持经营合法性。
      （二）ESG 体系构建的核心要素
      1. 制度层：包括政策响应与内部规章。企业需要将外部监管要求转化为内部管理制度，如ESG 管理办法、专项制度、实施细则等。财政部及相关部门《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基本准则（试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等为企业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依据。
      2. 组织层：涵盖治理架构与职责分工。建立“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三级联动架构，明确各层级职责。董事会负责战略审批，管理层下设 ESG 委员会负责研究部署，执行层设立工作小组具体落实，形成管理闭环。
      3. 执行层：主要包括流程嵌入与数据治理。将 ESG 理念融入研发、采购、生产、销售、服务等全业务流程，建立标准化的数据采集体系和信息管理平台，确保 ESG 信息完整、准确、及时。关键在于打通业务和数据壁垒，使 ESG 管理落地。
      4. 评价层：包括绩效考核与持续改进。建立与 ESG 战略匹配的绩效考核体系，将 ESG 指标纳入部门 KPI 和高管薪酬考核，形成“目标设定—过程监控—结果评价—反馈改进”的闭环机制。
      （三）国有企业 ESG 体系构建的特殊性
      相较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 ESG 体系建设具有鲜明的特殊性。首先，政策驱动性更强，国务院国资委《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质量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力争 2023 年实现相关专项报告披露全覆盖”，将 ESG 建设纳入央企考核范畴。从央企控股港股上市公司的 ESG 评级来看，整体表现优于市场平均水平。数据显示，174 家央企控股港股上市公司中，18.39% 达到 AA 级及以上领先区间，中位评级为 A 级，显著高于港股上市公司整体的 BBB 级中位评级。一方面说明央企对 ESG 工作的重视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政策驱动在 ESG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次，治理结构更复杂，国有企业需要在党委会、董事会、经理层之间形成有效协同，将党的领导嵌入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例如，华建集团根据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将党的领导嵌入现代公司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公司重大决策的党委会前置讨论程序。再次，社会责任要求更高，国有企业不仅要追求经济效益，还要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稳就业等领域发挥表率作用。
三、ESG 体系构建机制
      （一）ESG 相关制度演进
      ESG 体系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到双重重要性的演进历程。国际层面，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会计准则委员会（SASB）、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CFD）以及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理事会（ISSB）相继发布披露标准，推动全球 ESG 信息披露走向统一；国内层面，上交所、深交所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引引入“双重重要性”原则，要求上市公司识别每个议题对自身财务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影响。
      “双重重要性”变革要求企业从更广阔视角识别和披露 ESG 信息。在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专家分析法从财务重要性和影响重要性两个维度开展系统分析。在财务重要性方面，公司应当评估 ESG 议题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及发展前景的影响；在影响重要性方面，公司应当识别运营及价值链活动对经济、环境和社会产生的实际或潜在影响。
      （二）ESG 体系构建的核心流程
      1. 议题识别与实质性评估
      企业需要结合行业特性和自身业务特点，识别与经营活动最为相关、利益相关方最为关注的实质性议题。例如，华建集团参照国际主流评级标准、对标行业内可比上市公司、依据自身业务特点并吸纳上海市国资委指标体系精神形成议题。
      2. 指标体系构建
      在实质性议题识别的基础上，企业需要将议题转化为可量化、可采集的指标体系。例如，中国海油建立了包含 108项可量化、可落实的ESG指标体系，明确责任部门及完成时间，并建立动态更新机制，解决了 ESG 管理“空对空”的问题。
      3. 数据采集与报告编制
      数据采集是难点，企业应建立标准化体系和信息管理平台，借助数字化手段实时采集和深度分析 ESG 信息。例如，天玛智控借助企业数字化转型，将 ESG 管理要求准确嵌入科研、生产、营销、职能四个模块业务环节，ESG 信息实现实时采集及深度分析。其开发的能源管理平台，采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和边缘计算技术，实时采集、监控各项能耗数据，形成能源管控“一张图”。
      4. 审核与披露
      ESG 报告的对外披露需经过严格的内部审核流程，以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合规性。在报告编制阶段，企业通常需要经历多轮素材补充与意见征求，各职能部门及子公司按照指标体系要求提交基础数据与文字材料，ESG 工作小组对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后，针对数据缺失、表述不清或逻辑不完整之处发起多轮补充征集。经反复沟通与修改完善，最终形成的报告定稿，需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对外披露。
四、ESG 评价机制
      （一）ESG 评价的基本逻辑与方法
      ESG 评价通常包括管理实践评估和争议事件评估。以Wind ESG 评级为例，管理实践评估包含环境、社会、治理三大维度下的 20 余个实质性议题，每个议题基于各行业的 ESG 风险与机遇赋予不同权重；争议事件评估涵盖新闻舆情、监管处罚和法律诉讼，基于事件严重程度、发生频次、发生时间、信息来源等多维度评估影响。
      （二）ESG 评价与激励机制的深度融合
      将ESG 评价结果与激励机制挂钩是关键。以中国海油为例，其将减碳量、新能源业务发展、天然气产量等指标纳入主要负责人薪酬考核，2024 年气候绩效占比达10%；针对 ESG、安全、新能源等领域高管，增设责任事故、新能源发电量、绿电采购量等专项指标，权重最高达45%。这种分层激励设计，使 ESG 绩效与高管薪酬深度挂钩，有效强化了战略落地的内生动力。
五、ESG 体系建设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一）当前国有企业 ESG 体系建设的主要困境
      战略层面，ESG 认知仍停留于“合规任务”层面，与业务融合不足。ESG 考核激励的缺失，使得业务部门在客户谈判、方案制定等环节仍以财务指标为中心，未能将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纳入实质性考量。
      执行层面，数字化水平低。ESG 数据分散、标准不一的现状，叠加数据治理能力薄弱，导致采集成本高、数据质量参差不齐。从电力行业来看，仅少部分公司详细披露碳排放数据，且核算方法未统一，碳配额交易、绿电证书收益等关键数据披露率不足 20%。
      协调层面，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不健全。由于地方政府与监管机构的诉求存在内在冲突，前者希望国有企业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后者对环保违规行为“零容忍”，国有企业在平衡多方利益时往往陷入“合规困境”。客户可能隐瞒真实 ESG 表现，加剧信息不对称。
      评价层面，考核激励机制尚未真正落地。虽然部分企业已将 ESG 纳入考核体系，但权重偏低、约束力不强，难以充分调动各方主体的积极性。
      （二）ESG 体系优化的路径
      战略引领，建立闭环管理机制。向上需将 ESG 写入公司章程和战略规划，确立清晰的目标体系与实施路径；横向设立由高管负责的跨部门 ESG 执行委员会，确保ESG 要求在研发、采购、生产、销售等各环节得到贯彻执行。
      数据赋能，构建数字化管理平台。在规范层面，建立通用的数据采集规则，对于关键指标需统一采集规则；在工具层面，利用人工智能或大数据开发工具自动采集数据，提升采集效率；在应用层面，动态监测 ESG 数据，及时提示风险预警，将数据转化为管理效能。
      机制完善，建立利益相关方沟通机制。向上与监管机构定期沟通，及时传达监管要求；向下明确 ESG 数据报送义务，压实信息披露责任；向外及时回应股东方诉求，定期发布 ESG 报告；向社会主动回应公众关切，形成多方参与的良性互动格局。
      激励强化，将 ESG 指标纳入各部门 KPI 考核，明确考核标准及权重；逐步提高 ESG 绩效在薪酬中的占比，发挥考核指挥棒作用，推动 ESG 战略落地。
六、结语
      综上，国有企业 ESG 体系建设兼具政策驱动与市场化目标特征，核心是将 ESG 理念融入战略、嵌入流程、挂钩考核。将 ESG 提升至战略高度，通过制度建设响应监管、优化组织架构保障治理、嵌入流程推动管理、评价激励促进改进，推动国企从被动合规转为主动管理，从信息披露迈向价值创造，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协调统一。本文构建的“制度、组织、执行、评价”框架，为国企 ESG 体系建设提供系统参考。
      未来，随着 ESG 监管趋严、资本市场责任投资理念深化，ESG 管理将更深度融入国企战略与经营。国企要在坚守合规底线基础上，优化 ESG 指标体系、以评促建参与评级、推进数字化转型赋能数据治理，在服务国家“双碳”目标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引领作用，实现多方效益协调统一。
参考文献
[1] 郝雅琦 , 王绍儒 . 上市公司 ESG 管理体系建设实践探析 [J]. 煤炭经济研究 ,2025,45(09):196-203.DOI:10.13202/j.cnki.cer.20250901.002.
[2] 陈炳霖 , 李帅 , 董琳 . 央企控股港股上市公司 ESG 信息披露管理体系优化研究 [J]. 蓝海经济 ,2024,(01):261-278.
[3] 金琳 . 华建集团：推动 ESG 管理体系与公司经营深度融合 [J].上海国资 ,2024,(03):61-63.
[4] 邢 会 强 .ESG 报 告 中 的“ 双 重 重 大 性” 原 则 [J]. 法 学 杂志,2025,46(06):115-132+2.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25.06.006.
[5] 邵雯 , 王伟 , 田涛阁 . 解码中国海油 ESG 管理之道 [J]. 企业管理,2026,(01):48-51.
[6] 黄帅 . 电力行业上市公司提升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质量的研究[J]. 上海商业 ,2025,(08):232-2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