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治理：价值创造与风险协同

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治理：价值创造与风险协同 常小雨 作者简介：常小雨（1986.2-），女，汉族，河北赤城人，讲师，硕士，河北金融学院，研究方向：银行管理     【摘要】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已成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价值创造与风险协同的双重视角，从价值主张、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三个维度重构治理框架，推动城商行从传统业务模式向数字化生态参与者转型；同时探索风险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通过数据治理与风控一体化、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及区域协同与政策赋能等方式，构建“价值创造－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机制。并从监管、银行自身及生态构建三个层面提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治理机制；价值创造；风险协同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成为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中坚力量，其数字化转型不仅关乎自身竞争力，更对区域金融稳定与创新生态影响深远。     近年来，政策层面持续发力：2018 年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2021 年央行发布《金融业数据能力建设指引》，2022 年银保监会发布《银行业保险业数字化转型的指导意见》，2023 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均强调需通过治理机制优化保障转型可持续性。然而，城商行面临治理目标模糊、数据治理短板、风险传导复杂等挑战（温雅婷，2023；赵静，2025），亟须构建适配其区域特色与资源禀赋的治理框架。     现有研究多聚焦国有大行或股份制银行，对城商行数字化转型的治理逻辑缺乏系统阐释。本文从价值创造理论出发，整合价值主张、价值交换和价值使用“三维治理模型”与风险治理理论，深化对中小银行数字化治理独特性的认知。为城商行破解“转型投入高而效能低”的困境提供路径参考，并为监管机构制定差异化政策提供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与绩效影响     多数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谢绚丽和王诗卉，2022）、优化信贷配置（宋亭璇，2024）增强银行竞争力。但城商行因资源约束和区域分割特征，转型效果呈现显著异质性（李志辉等，2025；侯胜等，2025）。东部地区城商行依托数字基础设施优势更易实现业务创新，中西部机构则受限于人才与数据孤岛（何振，2024）。     （二）数字化治理机制与风险关联     赵静（2025）发现，《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实施后，加强数据全周期管理的银行风险水平显著下降，但农商行因技术能力不足未能有效获益。此外，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抑制风险承担（夏蜀等，2025），而股权结构失衡（如大股东控制）则会加剧信贷资源配置扭曲（陈旭东，2021；罗兴，2024）。     （三）价值创造视角下的治理框架探索     李珍珠（2025）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资源高效配置实现协同与潜能释放，从而助力企业价值提升与高质量发展。温雅婷（2023）提出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服务创新活动，需通过价值主张、价值交换与价值使用的循环实现可持续价值创造。该框架为解析治理要素的互动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但未充分结合城商行的区域属性与风险特征。     综上，现有研究缺乏对城商行治理机制的系统整合，尤其未能平衡价值创造与风险管控的协同关系。     三、价值创造三维治理模型的适配性重构     本文在温雅婷（2023）提出的“三维治理模型”基础上，结合城商行的区域属性和资源禀赋进行适配性重构，构建以区域特色为根基、数据治理为核心、风险协同为保障的治理框架（如图1 所示）。该模型是三个维度相互嵌套、循环促进的有机整体，并始终由风险治理作为外环进行闭环管控。     （一）价值主张：从“技术跟随者”到“区域生态构建者”     城商行的数字化转型战略必须摒弃“一刀切”的模仿思维，价值主张应根植于“服务地方、服务小微、服务城乡居民”的初心，实现从被动技术应用到主动构建区域生态的根本转变。江苏银行依托长三角强大的制造业集群，聚焦本土推出“产业链数字授信平台”，对接核心企业ERP 系统获取上下游交易数据，建立新型信用风控模型，实现链上企业自动化信贷审批。截至2024 年末，该行科技贷款余额超过2300 亿元，居行业领先。宁波银行、上海银行则针对跨境电商产业，打造集跨境结算、汇率避险、线上融资于一体的数字金融方案。这表明，城商行价值主张的成功关键在于将数字化战略与地方产业特色和核心客群需求创造性结合。     （二）价值交换：通过数据资产化与平台共建实现能力共享     资源有限的城商行须秉持“开放合作、共建共享”的理念，核心路径是推进数据资产化和平台化共建。泉州银行制定三年数据治理规划，分阶段推进元数据管理、数据标准统一和质量闭环管控，实现全行超100 套业务系统数据资产统一纳管。在平台共建方面，多家城商行与地方政府合作构建“普惠金融数据中台”，整合税务、社保、水电等公共数据，显著降低风控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程度，使“信用贷”“税银贷”等产品得以大规模开展。与金融科技公司共建风控模型或联合运营线上场景，也是实现价值交换的有效方式。     （三）价值使用：以用户体验反馈驱动治理迭代     价值使用维度强调以最终用户的体验作为检验治理成效的最终标准，并形成持续优化的反馈闭环。城商行需建立敏捷的用户反馈机制和数据驱动的迭代能力，将价值使用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转化为优化治理的输入。     成都银行引入“客户旅程地图”分析方法，对线上贷款申请、投资理财购买等关键业务流程进行全流程的数字化埋点和体验监测，动态追踪诸如“贷款审批平均时长”“页面流失率”“客户满意度NPS”等核心指标。一旦发现某个环节存在瓶颈（如审批时间过长），立即启动跨部门敏捷小组进行分析优化，持续迭代线上流程。这种以用户为中心、数据驱动的运营模式，确保了数字化治理的成效能直接体现在用户体验的提升上。此外，价值使用也体现在内部员工层面。数字化转型工具若不能被员工有效使用，其价值将大打折扣。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培训体系和激励机制。通过建立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将客户经理从繁琐的报表填写中解放出来，并为其提供客户异动提醒、产品推荐建议等数据支持，赋能一线员工，从而将数字治理的价值传导至业务末端。 图1：城商行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治理模型     四、风险协同治理的实现路径     价值创造的可持续性必须以有效的风险管控为前提。对于城商行而言，需构建一个与价值创造三维度深度融合的风险 协同治理体系。     （一）数据治理与风控一体化：构建“数据—风控—业务”闭环     将数据治理深度嵌入风险管理全流程，建立从数据标准到质量检核再到风控模型应用的端到端闭环。部分银行将数据质量指标纳入分支机构KPI，明确业务部门对自身数据质量负首要责任。技术层面，利用AI 机器学习模型对交易行为、工商信息、行业景气度等多维数据融合分析，构建动态风险预测模型，实现不良资产早期预警。业务流程中嵌入实时风控规则，整合反欺诈模型对异常交易实时干预，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控。     （二）党组织嵌入公司治理：强化战略合规与风险制衡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能为城商行数字化转型提供政治优势和组织保障。夏蜀等（2025）证实，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机制，党组织可有效参与重大数字化决策的战略合规性审查，关联交易规模和大额风险暴露得到更有效控制。广州银行创建“广银芯·新力量”党建品牌，党委会对数字化项目的可行性、技术路线及数据安全风险进行多轮评估。在风险制衡方面，党组织通过倡导审慎经营文化，对冲因追求转型速度而可能出现的激进冒险行为，形成内在软性约束。     （三）区域协同与政策赋能：共建风控联盟与基础设施     单一城商行独自构建全面风控体系成本高昂。中部省份部分城商行探索建立“风险数据共享池”机制，通过脱敏技术共享黑名单和欺诈特征库，协同应对跨区域信贷欺诈。基础设施层面，可利用国家动产融资登记系统、地方征信平台等提升风控效率。监管层面可建立“金融科技沙箱”，允许城商行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数据驱动的新型信贷产品，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管理潜在风险。     五、政策建议     （一）监管层面：实施“分类治理”与差异化引导     建议对东部等数字化基础较好的城商行，鼓励其开展生态创新和模式探索，如试点开放银行API 接口等；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资源相对匮乏的城商行，则可通过专项补贴、技术援助等方式，强化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支持其通过“以东带西”等方式加强人才交流与合作。监管评估应侧重于小微企业信贷可获得性、融资成本下降幅度等能提升数字化转型的实际效果及风险控制能力方面，而非单纯的技术投入规模。     （二）银行层面：强化组织保障与考核激励     设立“首席数据官”（CDO）进入高管层，统筹全行数据战略。将数据治理水平、客户体验提升度、风险控制效果等关键指标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建立与数字化转型相匹配的容错纠错机制。     （三）生态层面：推动“政银企”数据互通与标准共建     由地方政府牵头建立区域级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依法向城商行开放涉企涉农数据。鼓励城商行之间及与金融科技公司组建技术联盟，共同研发适用于区域特色的低成本风控解决方案，避免重复投入。     六、结语     城商行的数字化转型绝非单纯的技术升级或系统替换，而是一场深刻的治理体系重塑过程。本文从价值创造与风险协同的双重视角出发，论证了城商行唯有摒弃同质化战略，立足区域经济特色，构建一个以精准价值主张为引领、以高效价值交换为途径、以用户价值使用为反馈的治理模型，并将风险治理理念有机嵌入其中，方能破解“高投入、低效能”的困境，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差异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 温雅婷. 价值创造视角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治理机制研究[J]. 新金融,2023,(05):58-64. [2] 赵静, 刘姝江. 数据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基于《银行业金融机构数据治理指引》的经验研究[J]. 金融研究,2025,(02):58-75. [3] 谢绚丽, 王诗卉. 中国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测度、进程及影响[J]. 经济学( 季刊),2022,22(06):1937-1956. [4 宋亭璇. 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基于信贷配置效率的中介效应[J]. 武汉金融,2024,(07):46-54. [5] 李志辉, 常心宇.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推动城市商业银行数字化?[J]. 现代经济探讨,2025,(11):54-68. [6] 侯胜, 王朗. 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能力[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40(02):79-91. [7] 何振, 苏静. 数字金融与银行机构体系：现状、冲击与重塑[J].西南金融,2024,(12):27-40. [8] 夏蜀, 刘志强, 韩文轩. 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小银行风险治理的研究[J]. 金融评论,2025,17(03):131-150+154. [9] 陈旭东, 严静诗, 贾攀. 城商行股权集中度、跨区经营战略与经营业绩[J]. 当代经济科学,2021,43(05):101-113. [10] 罗兴, 徐贤焱, 付俊霞, 等. 股权制衡能缓解城商行信贷投向的大股东控制吗[J]. 金融与经济,2023,(11):31-45. [11] 李珍珠, 肖翔, 葛格. 数字化转型的价值创造机制——基于双元创新协同性与制度环境的视角[J]. 商业研究,2025,(04):10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