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指纹——从元利当铺看海派商业建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马文婧

      【摘要】海派商业建筑是近代上海在江南底蕴、开埠冲击与商业驱动三重力量交汇下形成的独特建筑类型，以中西融合、功能至上、务实精致为核心特征。本文以上海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当铺建筑——元利当铺为个案，剖析其建筑形态与商业逻辑如何集中体现海派商业建筑文化的性格，进而论证保护建筑文化多样性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厘清物质形态、空间关系、功能记忆、场所精神 " 四重保护 " 的对象。文章认为，元利当铺以“修旧如旧”守护本体真实、以“活化利用”延续文化生命的保护性改造实践，为“非地标性”海派商业建筑的传承提供了“微改造、精提升、活利用”的可复制范本，是一次以小见大的有益尝试。
      【关键词】海派商业建筑；元利当铺；保护性改造；建筑文化多样性；活化利用
引言
      每一座城市都应有独特的文化指纹，而上海的辨识度，正藏在其“海派建筑”的混血基因里。自 1843 年开埠，上海将江南精细、西方理性与商业务实融为一体，塑造出一种非中非西的独特建筑逻辑。其中，商业建筑最具生命力——苏州河仓库、外滩银行、南京路百货，它们不是纪念碑，而是城市经济血脉的“活建筑”。然而，这类建筑在更新中最易消逝：体量小、产权杂、功能过时，保护常被边缘化。
      本文以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当铺建筑——元利当铺为样本，聚焦海派商业建筑的文化基因与保护路径，试图以“一斑窥豹”的方式，探索一种“微改造、精提升、活利用”的传承策略，在千城一面中，保留上海那份自我辨识的底气。
一、海派商业建筑：何以“海派”
      要理解元利当铺，先要理解它所归属的建筑类型。“海派”一词最早用于描述清末民初上海画坛的一种兼容中西、雅俗共赏的绘画风格，后来泛化为对上海城市文化总体性格的概括——开放、包容、务实、精致、不教条 [9]。当这种文化性格落在建筑上，便形成了海派建筑的三个核心特征。
      第一，中西融合。这不是将中西元素简单并置的拼贴，而是深层的化合。最具代表性的上海石库门里弄住宅，既保留了江南民居围合式布局与天井空间，又引入了西方联排住宅的高密度组织方式，石箍门框上装饰着巴洛克或古典主义的花纹。正如郑时龄在《上海近代建筑风格》中所论，海派建筑的融合不是风格的折中，而是一种“基于实用理性的创造性转化”。
      第二，功能至上。海派商业建筑从不追求纯粹的形式游戏。当铺的高柜台、封闭高墙、多层天井——这些都是商业模式在空间上的直接投射。上海近代银行建筑厚重的石材立面，百货公司的大面积橱窗与开放楼层，每一种形式背后都藏着功能逻辑。海派建筑不讲“为艺术而艺术”，它讲的是“这样做最合适”。
      第三，务实精致。海派建筑不接受粗糙。即便是一栋规模不大的当铺，其门头浮雕的巴洛克花饰、地面的花阶砖、木作的细节，都体现着一种“体面”的自觉。这种精致不是奢靡，而是一种职业尊严感的物化——上海商人相信，门面即信用，细节见人品。
      这三个特征，在元利当铺身上得到了异常完整的体现。
二、元利当铺：一座当铺里的海派基因
      元利当铺位于上海静安区武定路 203 号，1932 年由民国典当业巨头陆抟霄创立，建筑师陈福平设计，荣昌记营造厂承建。典当业在中国绵延两千余年，至明清形成“当、按、押”等经营体系，而上海开埠后迅速成为全国典当业最发达的城市。元利当铺日均业务量逾百单，以珠宝、字画等贵重物品抵押为主，是民国上海典当业“海上第一当”的代表。
      这座建筑本身就是一部海派融合史。整体呈徽派格局，属皖南民居形式，三层砖木结构，以天井组织采光通风；门头之上却是巴洛克花饰、罗马双柱，与中式石库门语汇共生。徽派骨、西洋饰，合成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堡式当铺。它的设计语言说明：海派建筑并非源于理论推演，而是“这样做最合适”的实践智慧——是“混血而非拼贴”的生动注脚。
      空间即商业。当铺是特殊商业空间，防盗、防火、通风、采光、排水皆为性命攸关的刚需，几乎决定其全部造型。三层建筑四周由高逾十米、厚达半米的围墙完全封闭，仅在武定路一侧开门，分设三门：大门供客人出入，东门走勤杂人员，西门供掌柜进出，秩序井然。围墙内围出四个天井，既组织排水，又形成空气对流，解决封闭建筑的通风采光。一楼金库约十五平方米，墙壁厚达一米，保险门厚半米，需两名壮汉合力开启——安全是当铺的生命线。地面彩色水泥花阶砖已历近九十年，是“务实精致”的又一注脚。
      最见精神的是高柜台。柜台高约一米八，顾客须踮脚才够得着；掌柜还要踩在四五十厘米高的踏板上。一高再高，只为营造“居高临下”之势，在议价时压低当价、掌握主动。空间本身成为定价工具，上海生意人的精明被砌进砖石、量进尺寸。海派商业建筑“空间为功能服务”的精髓，在这道柜台上淋漓尽致。
      2019 年的保护性修缮，理念是“修旧如旧”。门头“元利当”三字已只剩模糊轮廓，施工团队专程从城建档案馆调出 1932 年原始施工图纸，按原设计复原外立面。这种态度守住了历史的真实性——不臆造、不戏说，让老建筑仍是它本来的样子。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 1964 年《威尼斯宪章》即明确，历史古迹保护应“以原始资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杜绝任何臆测”。
      更可贵的是，改造没有将当铺封存为冰冷标本。旧址辟为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复原营业厅、金库、天井等场景，运用全息投影、互动游戏、情景思政课，配合老当票、当字体等实物史料及 720 度全景 AR 导览，向观众讲述典当业历史与流程。曾经压价议价的柜台，如今成为传播城市记忆、涵养文化情怀的课堂。当代技术不是炫技，而是让沉睡的历史重新可感、可近、可参与。同济大学常青教授指出，建筑遗产保护的终极目标不是“保存”，而是“让其继续活下去”。元利当铺的活化实践，正是这一理念的生动注脚。
三、为何要保护：建筑文化多样性的必要与重要
      元利当铺的价值，不止于其自身。作为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当铺建筑，它促使我们思考一个更普遍的命题：建筑文化的多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
      建筑多样性，就是城市记忆的多样性。 建筑的类型谱系，记录着一座城市所经历的一切。当铺、钱庄、茶馆、里弄、码头仓库——每一个类型，都对应着一种活跃的城市功能和特定的社会关系。当铺记录着旧时民间金融，老银行铭刻着近代金融雄心，石库门里藏着几代人的市井烟火。它们各不相同，却共同拼出上海之所以为上海的完整面孔。正如简·雅各布斯所言，城市的生命力依赖于“错综复杂且相互支持的多样性”，而这种多样性首要条件便是建筑在年代、类型与状况上的混合。若城市只保留外滩那样的“大建筑”，而任由元利当铺这般的“小建筑”消逝，记忆便是残缺的。 
      海派商业建筑，更有其不可替代性。 它是上海独有的建筑类型谱系——别的城市也有当铺，但只有上海的当铺能长出巴洛克门头。它完整记录了上海从江南商埠到国际都市的转型轨迹：传统典当、近代金融、现代服务，几个时代的商业形态在同片街区层叠印刻。芒福德曾论证，城市本质上是“文化的容器”，其价值不在于容纳多少人，而在于沉淀多少层时间。耐人寻味的是，元利当铺旧址周边，如今又开出多家现代典当公司——古老行业以新面貌延续，城市的记忆并未中断。失去这类建筑，等于切断上海城市基因中的一条染色体。
      这更是千城一面困境下，一场关于多样性的保卫战。 当代中国城市更新中，拆旧建新导致建筑类型趋同，城市面貌彼此雷同。单霁翔曾尖锐指出，中国城市正面临“特色危机”——大量地方特色建筑被拆除，代之以千篇一律的“国际式”建筑。在此背景下，守护海派商业建筑的多样性，本质是城市文化自信的体现。《奈良真实性文件》亦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必须尊重文化与遗产的多样性。需要澄清的是，“保护”不等于将城市冻结在过去，而是让过去参与构建未来——让老建筑在新的时代，继续活下去。
四、保护什么：从元利当铺看“四重保护”
      明确了为何保护，还需厘清保护的对象。以元利当铺为例，值得守护的至少有四重。
      第一重，物质形态。这是文化最直观的载体——建筑立面、结构体系、构造节点，以及青砖、花阶砖、石材等材料工艺。它们是建筑的身体，拆一处，少一处，无法再生。《威尼斯宪章》将历史古迹定义为“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同济大学阮仪三教授等学者进一步阐发：保护物质形态，既要保护“原物”，也要保护“原貌”，更要保护其历史信息在物质载体上的全部遗存。
      第二重，空间关系。高柜台与顾客区之间悬殊的尺度对比，天井对室内外空间的组织，金库与营业厅的功能分区——这些空间关系承载着当铺的商业逻辑，是“看不见的建筑遗产”。它们比立面更容易在改造中被忽略、被破坏，却恰恰是理解一栋建筑“为何如此”的钥匙。意大利建筑理论家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在《城市建筑学》中强调，城市的“类型”（type）本质上是一种“空间结构的内在逻辑”，它与具体功能的关系比通常想象的更为持久和根本。拆掉了空间关系，建筑就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
      第三重，功能记忆。当铺的行业文化——典当的流程、当票的书写、物品的鉴定、利率的计算——是一套完整的非物质文化，而它需要依托具体的建筑空间才能被完整地呈现和讲述。建筑在，记忆才有安放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明确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可见，物质遗产与非物质遗产从来是一体两面，无法也不应割裂开来。
      第四重，场所精神。这是最深，也最动人的一层。建筑里写着人的故事：陆氏一门的经营与捐赠，一件件典当物品背后市民的悲欢流转，以及这栋楼本身所经历的“当铺—民居—博物馆”三次身份转换。1946 年当铺歇业后，它一度作为民居出租，1956 年由陆抟霄后人上交国家，直至今日成为博物馆。这些层层累积的经历，构成了独属于这栋建筑的场所精神——它保护的不是砖木，而是砖木所承载的时间与人情。挪威建筑理论家诺伯格 - 舒尔茨（Christian Norberg-Schulz）在其经典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中提出，建筑的根本使命是“可视化场所精神”，即让一个地方独特的氛围与意义得以显现。元利当铺的精神，正是在一座小小的老当铺中，凝结了近百年来上海市民的金融生活、社会关系与命运浮沉。
五、以小见大：一个当铺的示范意义
      元利当铺占地不过五百四十平方米，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实在算不上一栋大建筑。但恰恰是这份“小”，让它的示范意义格外清晰。
      “小建筑”同样承载着“大文化”。它以极小的体量，浓缩了海派商业建筑几乎全部的核心特征。它有力地证明了一件事：不是只有外滩那样的建筑群才值得保护，那些构成城市肌理的“基底建筑”——街角的当铺、里弄的作坊、寻常的商铺——同样是不可多得的文化财富。城市的文脉，既写在地标之上，也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空间之中。正如张松教授在《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中所强调的，历史城市保护的视野应从“点”的保护走向“面”的保护，从精英建筑走向日常建筑，从物质空间走向生活文化。
      它为海派商业建筑的保护提供了一条可复制的路径。这条路径的核心，是“保护 + 活化”的双轨模式：一方面保留建筑的物质形态与空间关系，守住历史的真实；另一方面赋予它新的公共功能，让它重新进入城市生活。从“静态保护”到“动态传承”，博物馆不是终点，而是让建筑重新参与城市公共生活的入口。元利当铺用自己的实践说明，一栋不起眼的老当铺，经过用心改造，完全可以成为一处新的城市文化地标。
      对上海乃至全国的历史商业建筑保护而言，元利当铺提供了一个“微改造、精提升、活利用”的范本。上海自2003 年颁布实施《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以来，初步建立了分级保护制度，为“微改造" 提供了制度框架。近年来，在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静安区政府的推动下，一批历史建筑通过“微更新 "方式实现了活化利用，证明小尺度、渐进式的改造比大拆大建更有利于延续城市文脉、维系社会网络。元利当铺的经验提示我们：未来，应当有更多像它这样的“非地标性"海派商业建筑被纳入保护视野，让城市的建筑类型谱系得到完整的守护，而非只留下几处孤零零的明星建筑。
六、结语
      每一座城市都应该有自己的指纹，而指纹从来不是由一两道深刻的主纹构成的，它是无数条深浅不一、走向各异的纹路共同拼成的整体。缺了哪一条，那枚指纹就不再完整，城市也就丢失了一部分辨认自己的能力。
      元利当铺，正是上海指纹中一道独特的纹路。它不雄伟，也不显赫，却无可替代——少了它，这枚指纹便缺了一角。保护海派商业建筑文化，归根结底不是一种怀旧的情绪，而是为一座城市留住辨认自己，也被世界辨认的方式。当我们精心呵护元利当铺这样一枚小小的指纹时，我们真正守护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独一无二、无从复制的身份与记忆。
参考文献
[1] 郑时龄 . 上海近代建筑风格 [M].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20.
[2] 伍江 . 上海百年建筑史 : 1840—1949[M]. 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08.
[3] ICOMOS. International 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Restoration of Monuments  Sites (The Venice Charter)[S].Venice: ICOMOS, 1964.
[4] 张松 . 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 : 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 [M]. 上海 : 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01.
[5] 常青 . 建筑遗产的生存策略 : 保护与利用设计实验 [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 2003.
[6]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 [Z]. 2003.
[7] 曲彦斌 . 中国典当史 [M].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93.
[8] Jacobs, J. The Death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M].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1.
[9] 陈伯海 . 上海文化通史 [M]. 上海 : 上海文艺出版社 , 2001.
[10] 罗小未 , 伍江 . 上海弄堂 [M]. 上海 :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 1997.
[11] 上海市静安区文物史料馆 . 元利当铺旧址博物馆展陈说明[Z]. 上海 , 2020.
[12] 阮仪三 , 王景慧 , 王林 .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 [M].上海 : 同济大学出版社 , 1999.
[13] Mumford, L. The City in History: Its Origins, ItsTransformations,  Its Prospects[M]. New York: Harcourt,Brace & World, 1961.
[14] 单霁翔 . 从 " 功能城市 " 走向 " 文化城市 "[M]. 天津 : 天津大学出版社 , 2007.
[15] ICOMOS. The Nara Document on Authenticity[S]. Nara:ICOMOS, 1994.
[16] 阮仪三 , 林林 . 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原则 [J].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3, 14(2): 1-5.[17] Rossi, 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City[M]. Cambridge, MA:MIT Press, 1982.
[18] UNESCO.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the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S]. Paris: UNESCO, 2003.
[19] Norberg-Schulz, C. Genius Loci: Towards a Phenomenologyof Architecture[M]. New York: Rizzoli, 1980.
[20] 王林 , 薛鸣华 . 上海城市更新中的 " 微改造 " 策略与实践 [J].时代建筑 , 2016(4): 4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