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型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
王芳
【摘要】当前学界多单独考察制度型开放或对内开放,对二者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缺乏统一解释。本文立足制度体系与市场体系协同逻辑,构建“基础协同、动力生成、治理保障”三维分析框架,阐释二者协同的理论依据,梳理实践中面临的现实约束并提出实现路径。研究表明:制度型开放优化制度供给、提升市场预期性,对内开放打通全国统一大市场、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二者互动形成互促机制,最终推动创新升级、治理优化与发展韧性增强,可为新阶段以“双开放”协同赋能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制度型开放;对内开放;高质量发展;制度体系;市场体系
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要务,高水平开放是其核心制度保障。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会就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作出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开放体制正式从要素流动驱动的规模扩张阶段,转向制度供给与市场整合并重的结构转型阶段。
在此进程中,开放的内涵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制度规则持续深度嵌入资源配置全流程,市场体系的统一程度直接决定制度运行的实际效能,制度体系与市场体系从相对分离走向深度嵌合,已成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结构性变量。
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分别对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起作用,是高水平开放的两个方面。前者重在制度规则的完善和对接,后者重在市场体系的整合和统一。两者虽然路径不同,但是都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有内在的一致性。
因此本文从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协同演进的角度出发,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实现途径。
一、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共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分析框架
(一)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基础
高质量发展本质上是一场围绕生产关系调整、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变革与治理体系优化的深刻转型,核心在于实现制度运行效率与市场配置效率的深度衔接。从现实运行逻辑看,资源配置质量并非单一取决于制度环境的稳定性与规则清晰度,更取决于市场机制能否充分发挥价格信号引导与公平竞争激励的核心作用,若制度体系与市场体系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经济系统难以生成持续的内生增长动力。
就发展阶段而言,我国高水平开放处在结构转型期。以往依靠要素流动来扩大市场空间的模式正在向以制度对接、规则融通为特征的开放方式转变。开放的意义也已经从以前的对外部市场拓展转变为现在的对国内制度体系、市场结构的持续塑造。开放自身逐渐融入经济运行的内部过程。
在此背景下,制度型开放同对内开放存在明显的功能互补关系。制度型开放更多是体现在制度环境的改善上,规则体系对接完善之后市场运行的确定性、可预期性得到提高,而对内开放则是指市场的整合过程,就是打破区域分割、制度壁垒,促进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效率的提高。二者共同作用于制度环境优化与市场基础完善,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础条件。
(二)协同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的协同,实质上就是制度环境同市场运行之间不断相互影响的过程。制度不是简单的外部约束条件,而是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逐渐被内化;市场也不是简单的配置空间,同时也是检验制度是否有效的场所。两者在不断调整中互相塑造。
制度型开放通过完善市场的基本制度环境,以提升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基本制度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为途径来提高开放水平。这种制度环境的改善,给资源配置以及市场竞争赋予了比较明晰的边界。
对内开放依靠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推进,逐步消除区域间的隐性壁垒,使商品、资本和各种要素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持续放大市场规模效应、强化全域竞争强度,最终实现资源配置效率升级与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优化。
就运行机制而言,两种开放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在互动中形成一种调整机制。一方面制度优化给市场运行提供更稳定预期的环境,使创新、投资行为更加可持续;另一方面,统一市场的竞争压力和要素流动,也会持续暴露现有制度中不适应发展需求的短板,倒逼制度体系不断迭代完善。在这一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中,制度效率与市场效率逐步实现叠加释放,最终推动经济发展整体效能的持续跃升。
二、制度型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推进的现实约束
制度型开放同对内开放的协同没有真正地变成现实的效率,根本原因是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之间还存在着结构性的张力,造成了差异化的约束。
(一)制度供给与国际规则衔接仍存在结构性差距
就制度运行逻辑而言,制度型开放的关键并非规则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规则体系与落地执行能力的协同匹配。尽管我国不断推进产权保护、营商环境、外资准入等制度性改革,但是这些改革同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相比还存在制度细节不够细致、稳定性不足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由于各地制度执行尺度不统一,同一制度在不同区域产生差异化运行效果,这既是个别执行环节的偏差,也是制度统一性在纵向传导过程中被逐级削弱的结果,最终导致局部区域的制度创新难以稳定转化为全国统一的制度型开放效能。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仍存在制度性障碍
统一大市场的核心是规则一致性和要素流动低摩擦性。但在现实中,地方保护和隐性壁垒仍然以制度惯性的形式存在,造成市场在空间结构上存在一定的分割特征。分割的影响并不只是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它还会抑制制度型开放的传导和扩散,使得制度创新不能经由市场体系实现规模化复制,从而妨碍制度优势向增长动能的转化。
(三)创新要素跨域配置仍受结构性约束
创新要素配置效率同制度开放和市场统一的配合程度有关。在国际层面,高端技术跨境流动的规则衔接仍存在堵点;在国内层面,区域创新资源分布不均、跨域协同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依然突出。双重约束之下,创新要素跨区域、跨制度体系的流动受到限制,创新链同产业链之间还存在着结构上的断点,进而影响到创新成果转化的速度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四)开放治理体系仍存在结构性适配不足
由于开放度不断提高,外部的不确定性以及内部的复杂性同时增加,治理体系的统筹能力也越发受到重视。但是目前的治理体系还存在一定的结构分割现象。一方面制度型开放重视规则体系的健全,但是跨境风险治理机制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对内开放重视市场统一,但是跨区域协同治理机制还不充分。双重不适配造成开放体系对于复杂的冲击整体弹性不高。
三、制度型开放与对内开放协同推进的实现路径
制度型开放同对内开放的共同推进,实质上是基础结构到动力机制层层展开、最终形成发展的韧性的一种系统性过程。从实践角度来讲,它的运作可以归纳成“基础协同、动力产生、治理保障”三者相接的链条。
(一)制度—市场基础协同:构建统一运行底座
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的第一要务,就是创建起规则统一、市场整合互相支撑的基本架构。制度型开放就是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保护等各方面提高制度的一致性、透明度,进而提高制度体系的稳定性、可预期性。
而与之相适应的是,对内开放采取了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为目标,以消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为方向,促进商品和要素的自由流通,从而提高市场一体化水平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举措。两者共同起作用,使制度规则和市场体系在同一个框架内实现基础性的协同,给高效运转的经济体系提供底层支撑。
(二)动力—保障协同:强化创新联动与治理适配
在基础协同不断夯实的基础上,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的作用也从创新体系和治理体系延伸出来,变成经济系统内生动力和稳定保障。
从创新角度来讲,制度型开放可以稳定制度预期来降低创新决策的不确定性,全国统一大市场则可以扩大市场空间和强化竞争机制来提高创新回报预期,二者一起塑造出创新要素的集聚方向和配置效率,促使创新活动由分散投入转向协同集聚。
从治理角度来说,由于市场规模不断扩大、要素流动速度不断加快,治理体系要由分割治理向协同治理转变,依靠加强制度的一致性以及跨区域的协调能力来减少制度运行的摩擦成本,给市场统一运行和创新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创新联动与治理优化互相渗透,把制度优势和市场优势在更加稳定的制度环境里不断转化成发展的韧性。
(三)协同机制的整体逻辑:从基础协同到系统韧性
从整体上来说,制度型开放同对内开放的协同效应不是孤立的,而是经由“基础协同-动力产生-治理适配”逐层释放的。
从基础方面来讲,用规则统一、市场整合来形成运行底座;动力方面依靠创新联动加强内生增长能力;保障方面依靠治理优化提高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三者互相支撑、逐层推进,制度供给能力同市场配置效率在持续互动中不断加强,最后形成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系统韧性以及持久增长的能力。
四、结语
高质量发展不断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之下,高水平开放由原来的以要素流动为主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以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共同推进的结构性开放形态。就运行逻辑而言,两种开放都嵌入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之中,在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形成了互相塑造的关系。
本文认为制度型开放和对内开放不是简单的政策组合关系,而是在不断互动的制度体系和市场体系中协同发展的过程。它体现的是规则体系的改善怎样塑造市场运行的边界,市场整合又怎样回应制度有效性,两者一起左右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质量。就现实情况而言,制度体系同市场体系还存在着一些结构上的不匹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制度优势向发展效能的转化。因此,推动高水平开放的纵深发展,核心就是改善制度和市场之间结构上的匹配程度,使两者在更高层次上共同运转。
从长期发展视角看,高水平开放的加深不单是开放程度的提高,而且是制度结构和市场结构不断嵌入并相互塑造的过程。开放体系由外生政策推动向内生结构演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赋予不断发展的制度根基和运转支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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