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民族交往格局嵌入市场的形成探究

多民族交往格局嵌入市场的形成探究 ——以冬虫夏草为例 贡桑措姆 作者简介：贡桑措姆（2001.04-），女，藏族，西藏自治区那曲人，硕士研究生，西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研究方向：民族理论与政策     【摘要】本文以虫草为切入点，剖析其在民族交往与市场构建中的作用。通过梳理其自18 世纪从青藏高原向内地的传播轨迹，揭示文化、市场与国家因素交织，共同塑造了以虫草为纽带的民族交往格局。藏汉医药文化的兼容性奠定传播基础；在市场经济推动下，虫草价格攀升引发大规模贸易；回族凭借自身优势在其中发挥关键中介作用。2010 年后，随着国家通用语普及及交通通讯发展，虫草市场的民族交往进一步深化并趋于秩序化。该研究为理解民族互动及国家与地方关系提供了新视角。     【关键词】虫草；民族交往；市场；国家     引言     自18 世纪开始，虫草就已从青藏高原边缘传到内地，并逐步被介绍到其他国家。不过，早期文献记载的虫草产地主要是青藏高原边缘地带，而非腹心地区。此后才逐步被认为是青藏高原的特殊产品。正是这一传播过程和认知的转换，使虫草具有了独特意义。     虫草不仅是交往和贸易的媒介，还具有强烈的国家特性。虫草在王朝国家版图的医药文献中被提及，反映了国家对边疆地区的统治和管理。虫草不仅是一种神奇的生物，还是一种商品、药品、滋补品，作为贡品，彰显国家和地方的互动，反映青藏高原和内地各民族的关系。     然而，已有虫草研究主要聚焦在生物学和地理学领域。少数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关注虫草作为礼物交往的世界、全球化中的地方与市场关系、虫草流通中的知识生产问题。但对于虫草为何能跨越鸿沟，牵动各民族深层次交往，并进而塑造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已有研究并未充分解释。     虫草神秘的转换特性具有吸引力，使各色人群参与其中。这无法解释虫草价格极高时仍具有很强传播力。虫草被赋予的医学价值和想象空间，体现在化学成分和对现代医学的启示两方面，藏汉医学的文化相似性至关重要。不过，这一因素仍不足以解释今天虫草为何能跨越地理空间，将藏汉回三个民族紧密联系起来。为何一个具有柠檬市场特性的虫草能支撑如此庞大的市场关系网络？本文认为，除文化因素外，还有新的市场和国家因素。     同时，已有研究几乎忽视了回族在虫草市场和民族关系结构中的重要意义。对虫草的神奇功效和转换能力的传统描述，为其消费提供动力。在战时中国西部宣传中，虫草被视为“最受欢迎的中国补品”，其经济和政治价值被赋予了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意义，成为国货运动中的民族产品。也有研究关注虫草对生计的影响和全球化中的虫草，但虫草的迷人之处更在于其牵动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世界，塑造了独特的藏汉回交往世界。     一、相对分割的藏汉回关系和虫草采集习惯（1951-1978）     民国时期，虫草贸易已形成规模化市场体系。20 世纪30 年代，虫草价格显著高于多数药用植物。1935 年，上海药店零售价达52.8 元/ 斤，约为康定产地收购价（6-9 元/ 斤）的5.9-8.8 倍。按同期大米价格折算，1斤虫草可兑换约700 斤大米。贸易网络以四川西部藏区为起点，经康定、冠县集散后转运至成都、重庆，最终销往江浙、闽粤、香港及东南亚。1948 年，昌都噶伦颁布山区开放政策，允许喇嘛参与采挖，进一步推动资源流通。     此时，拉萨回族商人凭借双语优势与跨区商业网络，开始衔接藏区采集者与汉族经销商。藏族牧民负责高山采挖，回族商人通过康定集散点对接成都汉族药商，形成采集－运输－销售链条。这种协作延续了民国时期以康定为定价核心的传统，并通过语言互通、信用担保等方式深化民族交往。     但在虫草主要产地，采挖虫草曾是禁忌。西藏和平解放前的政教合一体制使寺庙有权采挖用作药引，但大量平民无权采集。一方面，虫草生长在海拔3800—4500 米的高山，不少与神山圣湖关联；另一方面，虫草“冬虫夏草”的生长特性使其被视为“神草”。当时藏族民众不怎么吃虫草，除经济因素外，还与宗教文化有关。在藏医药中，虫草的生长特性使其被认为具有生命，甚至被称为“喇嘛”。最初虫草由寺庙采集，民众需获许可。而最早冲破这一格局的是解放军和旅藏汉族，他们用糖果、香烟交换，主要是与小孩子交易。     西藏和平解放初期，定县属于昌都分工委管辖。1953 年调查提及，“虫草与贝母是神的金钱，动了神即会不祥。上层可以挖但平民不可以挖”（西藏昌都地区档案馆，2010:200）。访谈中农牧民也认为虫草是“山神的肠子”。更多民众参与采挖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建立后。1969 年，定县建立人民公社和供销社，有计划地收购虫草作为中草药，价格固定为9 元一斤。采集虫草成为国家分配的任务。但因宗教禁忌，采挖遭遇消极抵制。除交足国家任务外基本不多挖。儿童禁忌意识较弱，很多小孩参与采挖，用虫草换冰糖。大人则不让虫草进家，“卖的时候，女人不摸。大人也不碰。”一种说法是女人碰了虫草后牦牛产奶会减少；另一种说法是虫草是喇嘛身上的鲜血，采挖一根就像杀死一个喇嘛。当时情况是“生产队里面要求多少，挖了就好。连饭都吃不好，还去吃虫草吗？”。     20 世纪70 年代末，虫草收购价涨到30 多元/ 斤，更多成年人加入采挖。不仅国家统购统销，在藏工作的内地干部和军人也有人购买。总体来说，当时采挖人少，资源丰富，“山上到处都是虫草，一天上去就可以采挖一麻袋两麻袋。有的人可以一天挖800 到900 根。”。     这一时期，虫草并非普通民众的生计，藏汉回仍是相对隔离的世界。寺庙有采集权利，虫草虽入藏药，但与普遍生计无缘。藏汉交往主要在精英层面，与回族无关。虫草牵动藏汉，主要是藏汉医药文化的共通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藏汉回民族交往关系的形成（1978-2010）     20 世纪80 年代中期，虫草从几十元/ 斤涨到数百元，青海回族商人开始到定县收购。他们多为小商小贩，采取以物换物的方式，偶尔用现金。“每到虫草季节，他们就背上糖块或回力球鞋来换虫草，拿几块糖就向牧童换一根。”（马丽华，2007:204）此时虫草仍主要作为药材使用，许多信教民众仍拒绝采挖（马丽华，2007:204）。大规模虫草贸易和藏汉回关系网络的形成是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后，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出现的。主要特征：藏族采、回族收、汉族买。 路边交易市场开始涌现，部分藏族干部也参与交易。汉族交易地点集中在县城和地市，极少深入乡镇。藏族地方性知识保障货源，回族双语能力填补乡镇交易真空，汉族依赖县城商业网络实现跨省流通。     形成原因：第一，藏汉医学的相似性。在汉族医典中虫草是重要药引，在藏族医药中也有相似功能。藏汉传统医药存在相似逻辑，这是虫草对汉族具有吸引力的关键历史文化因素。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先富带动后富政策。虫草价格攀升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关。20 世纪80 年代，沿海民众先富起来，尤其是香港、广东等地。虫草成为奢侈品，价格越来越高。虫草交易市场从香港转向广东，再转向青海和拉萨，形成了藏族采、回族收、汉族买的格局。第三，虫草贸易形成藏汉回格局，源于回族的区位优势、双语能力与经商传统。临夏回族自古擅长药材中转，可联通藏民与汉商，成为三方贸易的核心中介。     虫草作为民族交往交融的媒介，还与其价格大幅攀升后引起的社会矛盾有关系。由于价格快速攀升，加上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及牧场的特性，大量的资源纠纷成为民族交往的障碍。例如，在比如县，排外情绪很浓。因此，对于纠纷治理而言，如何从障碍转向交流和信任，值得专门讨论。     三、国家、市场与民族交往关系的深度融合（2010 －至今）     2010 年后，虫草市场逐步秩序化，是国家力量与市场机制共同重塑民族交往模式的体现。     藏族青年受教育水平提升、熟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在县城开设虫草店，直接对接汉族采购商。交通改善也让回族商人深入牧区，租用藏民房屋设仓，并雇佣藏族青年参与质检。这种变化催生了新型协作：藏族提供场地与劳动力，回族负责物流与品控，汉族专注资金与渠道。国家推行的采集证制度进一步规范权责—藏族家庭按证划定采挖区域，回族运输车队需持藏族担保人签署的通行文件，汉族经销商必须公示虫草溯源信息。     交通通讯技术的普及重构了虫草市场的民族互动模式。手机与4G 网络覆盖牧区后，藏族采挖者能实时查询报价，与回族收购商用微信视频验货，将汉语版质检报告发给汉族经销商。回族商人得以常驻牧区村落，汉族通过直播带货直接对接消费者。     与此同时，国家推行的采集许可证制度明确划定了藏族家庭的采挖权责。当藏族青年用拼多多销售自采虫草、回族物流商通过高德地图优化运输路线、汉族质检员学习藏语术语时，技术工具与政策规范已共同缔造出多民族深度嵌套的市场生态。     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通过定向资源调配，深化了虫草产业链上的多民族协作。政府为藏族聚居区提供专项贷款，推动牧民从采挖者向合作社经营者转型；双语交易培训提升了回族中间商的专业能力。交通与网络建设打通产销渠道，溯源平台让族际协作更加规范可查。     产业链升级也催生了新型协作模式：藏族负责采集与文化呈现，回族承担运输质检，汉族主导电商运营与市场推广。三方在生产、包装、销售各环节分工协作，将民族文化元素融入产品，使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具象化为可感知的商品形态，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的有机统一。     四、结语     本文探究虫草在传播、采集、交易等方面与民族交往的关系，揭示文化、市场、国家因素是构建相关民族交往格局的核心，虫草成民族交往重要纽带。文化上，藏汉医药文化共通性使其成为两族文化桥梁，回族充当市场中介促进三族互动；市场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虫草产业发展，形成民族分工协作格局；国家上，虫草产业发展受国家政策影响，国家法规重塑民族经济联系。现有研究应关注微观，未来要重视人工虫草冲击，实现产业、文化与生态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 邢海燕, 王霞. 互嵌与交融: 经济互动中的民族共同体建构——基于西北藏区虫草交易的调查[J]. 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3(3):60-75. [2] 仁青卓嘎.“采挖虫草”的地方性文化与社会组织——基于西藏那曲市索县采挖虫草民族志研究[J].西藏艺术研究,2023(1):116-124. [3] 梁雅茜. 虫草、藏药与西藏的全球化[J]. 文化纵横,2012(2):56-63. [4] 才贝. 论藏区冬虫夏草的交易模式——以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虫草的“流动”为例[J]. 青海民族研究,2014,25(1):132-135. [5] 黄罗冬, 马玉凤, 王玥, 曼孜拉木·扎曼, 索菲娅. 细虫草资源研究现状及开发利用进展[J]. 食用菌学报,2019,26(2):141-150. [6] 仁青卓嘎. 青藏高原虫草之路研究(1930-1990)——基于西藏那曲市与国内外虫草贸易研究[J]. 现代商贸工业,2023,44(12):46-48. [7] 吕俊彪, 李文恒. 经济发展的“甜蜜”与“悲哀”之反思——基于一个高原牧区“虫草经济”的田野考察[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6(5):1-11. [8] 卓玛央宗. 把那曲虫草带给世界的人——西藏布达拉生物有限公司董事长晶辉访谈[J]. 中国西藏,2012(5):40-43. [9] 吴萍, 文飞燕, 王晓宇, 方清茂. 凉山虫草资源调查与分析[J].时珍国医国药,2019,30(9):2252-2254. [10] 晋美多吉（图）. 西藏有序推进虫草采挖工作[J]. 中国西藏,2022(4):F0003. [11] 聂兰娣. 西藏当雄第三届虫草文化旅游节新闻推介会在拉萨举行[J]. [12] 王立. 虫草之乡 加查[J]. 家庭医药（快乐养生）,2012(7):32-35. [13] 旦增卓玛, 旺堆杰布, 洛旦, 边玛罗布. 气候因子对那曲虫草产量的影响[J]. 西藏科技,2019,0(6):32-34,40.